经过这一次的楚明堂的托转求情，又拿到了具体产业的文契之后。就像是启动了某种开端，而令我家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
各色方式上门投献和拉交情的商人，与各种渠道毛遂自荐的学子、士人，几乎是络绎不绝出现在我家的门房内外。
其中很多都是七拐八弯攀上罗氏的海藩商家背景，大都是希望将产业有偿的投寄在我的名下，好进行合理的避税和减少官面上的烦扰。
因此，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可以平白享受他们提供干股的利润和分红，而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与本钱。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些投献之辈，都被先筛选和甄别一遍，然后按照实绩的需要，在推到婆罗洲会馆那边去，而不与本家直接产生干系。
名面上的理由是爱惜羽毛，重视本家的信誉和名声着想，实际上则是为了保证核心产业的纯洁性和相对封闭的内部体系。毕竟我正在进行抽空和转移产能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原本在京大、京武两学，费了老大功夫推介和招揽，才弄到一些诸如农学院，物化院之类偏科冷门，或是商事、藩务院之类良秀不齐，已经流于大众的生员。
但是自从我这次回来之后，没有这么宣传和号召，只是在拜访两学的时候口头上放了个风，就也就是响应者云集了。除了天之骄子的政经两院之外，就连号称大多数仕官摇篮的京院，以及京武正科的经制、参谋、淄务等诸学，都有人把简历和相应文章，直接发到我家来。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朝新败之后，连带影响到两学生员的就业形势严峻而竞争激烈。原本对口接收和实习的许多建制和番号覆灭在北伐之中，而断了许多人的出路；
而预定颇受期待的岭外放官指标，则因为北伐失利而严重缩水，还被那些豪门权宦富商，给瓜分占用了七七八八。就算考上了科举获得了出身，也只能先从无关紧要的闲散小官做起，慢慢的堪磨着资历。
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之前以姚平仲为首那十几名两学生员，所带来的无形示范效应。毕竟，其中成就最高的姚平仲，都已经做到了一州团练使，从六品下的职阶，而成就吊尾的最不济也是个实任的权县尉。
她们都是一水流内品官的出身，既不需要走通常的科道试举，也不需要考揭放官，连堪磨之期都省俭了。这可是比任何夸夸其谈和赌誓保证，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和依据。
因此，夹杂在其中上门投帖的，甚至还有些广府本地的中下层官员和一些候任的官身，广府本地历来是以官多缺少，各种人浮于事而亢职咄咄，号称“门荫满街走，候补多如狗”。
而在淮东的六州治下虽然多数正任官、亲民官，虽然大都被江宁行在，给指名遥领就任了，但是各级行政架构中，具体事务性的佐副职位，还是落下不少的空缺，也正好在我的举荐和直授的范畴之内。
甚至因此出现了，打着暗通我家门路的旗号，而私底下招摇撞骗的事迹，虽然很快就伯符抓住尾迹，而带人被找上门去，在裹卷潜逃之前被全数装进麻袋捆上石头，投进小江里种了荷花，但还是造成了某种负面的影响和风波。
这就是权势与地位带来的具体而显著的变化。而拥有足够的附庸和外围，这也是一个新兴门阀所具有的最基本条件。
但我更多的时间，则是和谜样生物凑在一起讨论和完善，日后的发展理念和长期贯彻的军队思想体系，以及后续的统治理论建设。
毕竟，作为一个野心具著的潜在藩镇，麾下的军队如果没有自己特色的理念，以及可以初步自洽的思维体系的话，那也不过是像晚清的新军一般下场和趋势。
筚路蓝缕的辛苦忙活一场，最终也没能达成基本初衷，反倒是在体制内培养出，无数的野心家和异己分子，而一切给他人做嫁衣而已。
比如当初的北洋六镇的选兵标准是：必须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这些人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
并且鼓励秀才从军，士兵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起薪5两白银，如果可以做到了步兵营文案一个月可以拿22两白银。这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诱惑力非常之大。
但是这些受过严格训练且按照近代一流标准的投入，甚至拥有小学、中学、军官等三级军事教育部门，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
号称“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的各镇新军，对于即将覆亡的满清王朝来说，并没有什么卵用。
结果待到武昌枪声一响，大家都迫不及待的起来，打出各种旗号割据一方，摇身一变做了满清的掘墓人。
另一些时间，我则和妹妹璐璐在一起，检视和评定她所监管的科研项目。我留下的各种项研究方向，其中大多仍旧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毕竟起步和经营的时间太短，就算有明确的方向和指导，也无法跳过复杂而精密的试验和应用过程，一步到位，就算少数有所成果，也只能作为科技树积累和下一个方向的前置基础。
但是从某种程度和后世眼光上说，这些研发中的条件储备，又是将来的布局所不可或缺的，而需要继续投入实验和新材料的引进，比如海盐萃取物的成分分离，对于我家正在运营的产业是毫无益处，但却是初级化学工业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最后值得拿到我面前的，也就几个银白光洁的罐头，堆成一个小小品字形，放在后世当然是不足为奇了，但在这个时代，却是难得大跨步。
这些年，本家在金属工艺上唯一具有经济价值的突破，就是在水利构造的机械基础下，搞出来了类似马口铁皮之类，相对廉价的镀锌薄版。
这样相对于市面上流行的绝大多数品种，本家罐头封装贮存的周期和便携性，再次被大大提高。而在包装成本上却是明显有所下降。
相比传统的竹木、陶罐、瓷瓶、琉璃罐等封装的老式罐头产品，远要轻便耐用上许多，也不用过于担心行军过程中，跋涉攀越造成的碰撞和摔打，
此外还有各种民用制品意义上的用途延伸，也就是所谓白铁皮时代的来临前景。
与之配套的，还有名为锡箔火帽的奇葩制品，也是相对于工艺和产量一直上不去的铜火帽，可以考虑量产化的替代品。
毕竟，别看铜火帽只有纽扣大小，在这时代的加工难度和工艺技巧却一点儿都不简单，哪怕是最基本的浅层冲压成型，同样需要一连串复杂的机构传统，来最终实现一次压制成型。
而在南朝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水力机械产业，虽然在简单冲压和轧制的手段上，已经有所雏形，但那是针对较大的物件而言，被缩放到火帽这样微小尺寸后，就变成某种技术攻坚的难题了。
因此到目前为止，也只能通过后续手工的打磨与校正，来提高具体的成品率。
而且水力机械的发展上限也很明显，就是水能转化成各种机械能的传动过程之后，最终产生的加工功率和强度，并不总是尽如人意。
而且还很容易受到季节和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晴雨涨落到来的水文变化，因此，能否占据一个好的水车位，同样也是各种水利工坊。改善或是提升成本效率的关键。
这种细微的公差和变率，用来加工要求不高的大众化产品，自然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对于精密加工的需要动能来说，就令人挠头不已了。
因此，因此最终那些研发的工匠们灵机一动，居然给我鼓捣出来了这种锡箔底火，就类似后世八十年代发令枪用的火药纸，或是作为儿童玩具的纸砸炮，只是作为底火药点的底版毛边纸，被换成了双层锡箔的质地，以增加药点强度和防潮性。
射击时，只要掏出一条底火带，按到火门上逐一扣紧击发就行了。虽然还有击发费力和不够敏感，导致几十分之一的哑火率等缺点。
但是对于目前的射击数率来说，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真遇到哑火不发，就直接将火帽带拖换到下一个底火就好了。
这样，针对这个时代已经有所雏形和萌芽的，各种遂发火枪的技术基础，就自然在火力频率和环境实用性上，产生了新的代差和压制。
这样，可以将产量较少的铜火帽，专门提供给诸如猎兵队和快枪团之类的，少而精的专属部队和特殊编制，以达到全军火力上的全面铺开而重点压制的效果。
此外，就是产业重心的地下转移。按照我的想法，在广府这里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营销渠道和店铺的商业部分，已经一些技术含量有限的初级生产部门，这样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放弃起来也相对简单。
另一方面，
虽然从海路转移产能的成本颇高，而且到了地方之后还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相应的生产成本和产出效率，从长远看却是大大改善了。
毕竟，在广府畿内的人工成本，与淮东当地根本没得相比，而且我在青州工坊矿山里，实行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猴版泰罗制。
也就是为了强调生产效率和规范的管理体系，而把人类当作某种大机器流水线上的零件，拼命的压榨劳力亢余和工作上限，实现产出和盈利最大化的管理制度。
比如：通过“动作研究”，制定“合理的日工作量”，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挑选和培训出第一流的工人作为榜样和激励对象；
使参与者的操作、工具、环境等标准化，即标准化原理；实行计件核算和日工资制，然后与日常配给和待遇挂钩；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由一个工长负责一方面的职能管理工作，细化生产过程管理，既职能工长制。
诸如此类比较超前的玩意儿。当然，距离工业革命早期，把工人当作及其的零件和消耗品，也是半斤八两好不到哪里去。我也只是稍稍强调了劳力个体的可持续性和重复再利用，而维持了不至于大片过劳死的底限。
无怪也会被谜样生物吐槽为，这根本就是，毛熊国大清洗时代的，贝利亚式关爱下的劳动营。
不过说到底，我现在最需要的还是是时间，缺乏长期而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自然运转周期。
好将各种技术积累转化成具体的产能，具体的产能又积累数量，转变成装备到根据地军民，乃至充斥在新经济模式下和流通体系内的软硬实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