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问道：“抚按相争，乃是朝廷痼疾，此必得处置也，你们怎么看此事？”
朱载坖自然是考校太子和太孙对于此事的看法，抚按相争在大明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了，朱载坖自然也是早就在思考了，现在对于此事，朱载坖是询问太子和太孙的看法。
面对朱载坖的这个问题，太孙说道：“皇爷爷，巡按御史乃是监察耳目之任，行政乃是巡抚之任，现在巡按侵夺巡抚之权，就应该重巡抚之权。”
这点确实是一个一个办法，毕竟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巡按御史的权力过大，所以要提高巡抚的权力，以巡抚压制巡按，但是太子显然认为这是不妥的。
巡按和巡抚，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所负责的任务是大相径庭的，巡按御史是都察院外差，本质上仍然是京官，是朝廷的耳目，而巡抚虽然也是都察院的佥都御史等高级言官，看似也是京官，但是实际上由于巡抚久任之后，已经是地方行政官员了，而且是方面大员。
朝廷对于地方势力，一向是持严厉打击的态度，就是防范出现藩镇，所以才用巡按对巡抚加以制衡，这也是朝廷的一向政策，如果再加重巡抚的权力，是对于朝廷不利的，太子认为对于前代藩镇之弊，是必须要予以警惕的。
其实大明的抚按之争由来已久，但是之前的大臣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必过于重视罢了。因为巡按御史负责监察地方事务，但岁一更代，与朝廷的关系更为密切，保留了京官的性质。巡抚负责地方上一切军政事务，是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巡按只能考察巡抚已行之事。朝廷是有意提高巡按御史的地位来限制巡抚在地方上做大自己的势力的。
太子说道：“父皇，抚按二官，关系尤重，又必久巡抚之任，重巡按之权，而后可以责其尽职。”
这点也是大明的一贯政策，就是以巡抚作为地方的方面大员，而巡按加重权力，是对巡抚构成制约的重要手段，巡按的作用除了监察地方之后，就是和巡抚对着干，不让巡抚专权的。
所以巡抚和巡按的权力，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巡抚权力重，而相应的朝廷为了制衡巡抚，就必须要加重巡按的权力，这样才能够对于巡抚加以制衡。
正因为如此，成化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不断扩张，巡按御史手握考察大权，地方官员的仕途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巡按御史手中。地方府州县官、甚至是布按二司官员为了个人的仕途，都不得不讨好巡按御史。
朱载坖当然知道这种这种情况，他问道：“巡抚有什么可制衡的？”
这点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朝廷之前为什么加重巡按御史的权力，主要是为了对于巡抚加以制衡，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之前的巡抚，确实是要加以制衡的，因为之前的巡抚，权压三司，对于地方的钱粮、行政、刑名、军事无所不管，权力极重，尤其是钱粮和军务两件事情，对于朝廷来说是极为敏感的事情。
但是现在朱载坖认为朝廷对于巡抚的警惕显然是有些过度了，朱载坖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因为现在巡抚的权力构成和之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之前朝廷对于巡抚极为防备，主要是因为巡抚在钱粮和军事上拥有大权，这使得朝廷极为警惕，但是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也使得巡抚必须有这些权力才行。
所以一方面为了安定地方，朝廷必须赋予巡抚相应的权力，另一方面为了制衡巡抚，防止出现藩镇，朝廷也必须加重巡按的权力，以防范巡抚，所以在之前形成了“至于审刑议事、考核官吏之际，与夺轻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
也就是在地方形成了督、抚、按三个大员的情形，其中巡按的职务和品级无疑是最低的，这也就使得巡按必须和朝廷站到一起，拉朝廷的虎皮才能够使得自己的权力得以稳固，而朝廷自然也是愿意支持巡按的，用巡按御史时刻提醒督抚大员，朝廷的耳目无时无刻都在此处。
但是现在，巡按的抑制藩镇作用显然降低了，反而是这种政出多门的弊端越来越大了，因为督抚在钱粮和军事上的权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在军事上，常备官军整编之后，各军都指挥使直接受军机处参谋军务总署指挥，地方督抚是无权调动的，而沿边沿海各都司和海防总兵等，确实仍旧保留了一部分的常备官军，但是他们是有严格的作战地域和本职工作的，而且总兵官、提督军务总兵等独立行使指挥权，地方督抚在军事上的权力已经很小了。
现在地方督抚能够直接指挥的，主要就是巡检官军，而巡检官军无论是装备还是配置的方式，指挥的权限等，都注定了和常备官军不能相提并论。
因为巡检官军虽然属于地方可以直接指挥的官军，但是其指挥权十分的割裂，刑部巡检总署、地方督抚、按察使司、分守道、府州县官员等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部有调动巡检官军的权力，督抚尽管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调动这些巡检官军，但是一样也要受到从刑部到府州县官员的制衡，这就是使得督抚在军事上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制约。
督抚从战事的直接指挥者转而变成了监督和后勤负责的官员，主要负责在战时为朝廷常备官军提供后勤支持，协助官军作战，所以现在督抚在军事上已经很难对朝廷构成威胁了。
而以前另外一个地方督抚让朝廷不放心的就是钱粮问题了，因为之前朝廷直接掌握的财源不多，主要就是盐税，但是田赋等仍然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于朝廷来说，这些赋税是有赖于地方向朝廷转运的，也就是所谓的起运和留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