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秦疆土之上，纯血汉人无疑处于最为尊贵的第一等级地位。几乎所有的文武高官、名门贵族皆出自于此，他们享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与权力。即便是那些极少数因立下赫赫战功而获封高位的蛮夷之人，若想真正融入这片土地的核心圈层，也必须通过与汉人持续不断地通婚联姻来逐渐稀释自身的血脉，直至最终完全融入其中。
次一等的乃是汉人混血者，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与寻常的汉人百姓似乎并无太大差异，但实际上，在其上升之途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天花板。若未历经三代以上的混血历程，并未能彻底消除那绝大部分的蛮夷特征，想要晋升至较高的阶级可谓难如登天。
至于位列第三等的，则是那些被称为“同汉人”的群体。这些人虽身为蛮夷出身，然而却对汉人文化心怀认同，并成功获取到大秦的合法身份。
在当下的大秦，他们宛如基石一般重要，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税源。不过，受限于自身的身份，他们所能从事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凡无奇的普通工作，想要获得晋升之机异常艰难，唯有通过与汉人联姻并借此改变家族的血脉传承，方有可能迎来转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秦这个国度里，子女们的社会阶级完全由其父亲的身份所决定。这就意味着，即便混血汉人或者同汉人迎娶了汉人女子作为妻子，其所诞下的子嗣依旧会沿袭父系的阶级地位。
如果这两个阶级中的女性有幸嫁予汉人男子，那么她们所生育的孩子则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阶级跃升。当然，此种跃升的幅度大小往往取决于孩子的生母究竟是以正妻、小妾亦或是奴婢的身份进入夫家。
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之下，汉族人民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那些混血的汉人或者与汉人处于同一阶层之人。相比之下，他们更倾向于迎娶来自这两个阶级的女性作为妻子。
对于稍有身份地位的汉人而言，选择正妻时更是慎之又慎。除非女方所提供的条件（包括丰厚的嫁妆以及其他方面的有力支持）足以令人心动不已，否则这些汉人宁可迎娶一位汉族的寡妇，也绝不会将目光投向其他阶级的女子哪怕一眼。
至于纳妾之事，相对于娶正妻而言，则要对这两个阶级的女性容易许多。只要她们能够拿出足够分量的嫁妆，汉人便有可能会接纳其成为小妾。为了促进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大秦王朝特意放宽了有关纳妾的种种限制。然而与此同时，却又大幅加重了针对汉人女子充当他人小妾这种情况的惩处力度。
虽然人们可以多多纳妾，而且对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级，但对于汉人女子成为小妾一事，却是有着极为严苛的身份要求。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以及尊贵的太子殿下之外，其余众人皆需遵循相关规定。
具体说来，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让汉人女子做自己的小妾；而九品以上但五品以下的官员，可以收纳两名汉人女子为妾；至于五品以上各级官员所能纳妾的人数则各不相同，其中即便是拥有崇高地位的王爵，最多也只能纳妾八人而已。这导致汉人女子身价倍增，只要不是有太大问题的都需要极其丰厚的彩礼，还要看身份地位才行。
高昂的彩礼犹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这股压力不仅使得低阶级家庭不得不拼命筹集更多的嫁妆以应对，还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汉人将自身所承受的彩礼负担，巧妙地转嫁给了处于更低阶级的人群，如同一场残酷的财富收割游戏。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现象带来的并不全是负面影响。在大秦，曾经屡见不鲜的溺死女婴事件如今已极为罕见。因为大家都深知“一家有女百家求”的道理，女儿不再被视为家庭的累赘，而是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宝贵资源。
与此同时，女子接受教育成为了一种新潮流。读书不仅能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更是显着提升了女子的身价。以往那些几乎看不到女性身影的中高级学府，也逐渐迎来了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子入学，学校为了降低男女同校时可能引发意外事件的概率，同级别的女校应运而生。
母亲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于下一代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孩子们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成长，整体素质得以提升。在当今的大秦，目不识丁已然成为对汉人的一种莫大羞辱。对于男性而言，如果不识字，那么在婚恋市场上将难以占据有利地位；而女性虽然情况稍好一些，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者，其身价远低于接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
至于大秦的第四阶层，则是官奴婢所处之地。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汇聚一堂：有通过各种手段捕获而来的蛮夷奴隶，有因犯罪而被贬谪至此的其他阶级人士，还有“种马计划”中的淘汰者和废料。这个阶层充满了复杂与混乱，生活在此处的人们，命运往往不由自主。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大部分民众其实都拥有一个可以通过自身不懈努力来实现梦想的契机——那就是获得与汉人相同的身份，并过上平凡而又幸福的普通百姓生活。然而，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所限，无法改变自己现有的身份地位。他们就如同那些被视为“不可接触者”一般，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秦帝国日益繁荣昌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类因政治缘由而无法转变身份的人群数量竟然在不断增加。渐渐地，他们汇聚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并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呼——第五阶级“贱民”(达利特)。
这个特殊的阶级仿佛被整个社会所遗弃，其他各个阶级均对其避之不及，甚至连婚姻之事也无人问津。大秦律法明文规定，无论是嫁娶这些“达利特”之人，其自身的身份都将永远定格于那无法更改的奴隶之位。
曾经盛行于印度和安息地区的种姓制度，在汉人的介入之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重塑，它演变成了当下这种独特的形式。再加上被精心改造成符合大秦特色的“国教”，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从现实层面以及精神领域双重禁锢住了国民们的思维。如此一来，刘氏家族对于国家的统治自然也就愈发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