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定重新戴上老花镜，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他们坐下，自己则翻开了计划书的封面。
书房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下老人翻阅纸张的沙沙声，以及窗外愈发聒噪的蝉鸣。
赵振国和王新军坐在对面的硬木沙发上，腰杆挺得笔直，手心微微沁出汗，目光紧随着老爷子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他们看到老爷子的眉头时而紧锁，时而略微舒展，手指偶尔在某一页上停留、轻轻敲击，看到他在看到那份由坦克模型“启发”绘制的激光测距仪和自动灭火系统构想示意图时，目光明显停留了更长时间，眼神锐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份沉默的审阅比任何疾风骤雨般的质问都更让人感到压力。
终于，王老爷子翻过了最后一页，他缓缓合上计划书，摘下了老花镜，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用手指轻轻揉捏着鼻梁。
赵振国和王新军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连呼吸都放轻了。
几秒钟后，王老爷子睁开眼，目光先落在王新军身上，语气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思路是清晰的，方向是对的。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我们比谁都懂。光是敢想还不够，关键要能干成。”
然后，他转向赵振国，眼神中多了几分探究和审视：
“振国，报告里关于借鉴外部技术可能性的那部分，写得比较含蓄。你给我交个底，通过你提到的那位‘爱国人士’的渠道，接触到核心技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需要评估风险和回报。”
“而且振国，你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些常年在海外、习惯在商言商的所谓‘爱国商人’，就一定会冒着眼皮子底下的风险，真心实意地帮我们这个忙？要知道，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来自西方政府和‘巴统’组织的巨大压力。仅仅靠‘爱国’这两个字，够吗？”
面对王老爷子直指核心的提问，赵振国并没有慌张，他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
“王老，我认为，仅仅靠爱国情怀，可能不够持久，也不够稳固。要让他们真正愿意并且持续地帮忙，关键还在于‘利益’二字。”
“哦？利益？”王老爷子身体微微前倾，眼中闪过一丝真正感兴趣的光芒，这与他平时听到的空泛口号截然不同，“那你仔细说说，这个‘利益’，怎么讲？”
“是！”赵振国组织了一下语言，清晰地说道：
“王老，我认为这个‘利益’，是双向的，是符合国家开放搞活大方向的，并非简单的金钱交易。”
“其一，是市场准入和长期合作的利益。”
赵振国伸出第一根手指，“我们现在重点是解决国防急需，但国家建设百业待兴，未来在民用领域，比如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制造甚至未来的能源开发，对高性能特种钢材、先进加工设备的需求将是海量的。这是一个西方企业都垂涎欲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
他顿了顿，继续解释：“我们可以通过周爵士，向那些有技术、有远见的海外华商乃至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公司，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以某种‘合规’的方式（比如技术咨询、设备升级、人才培养），给予了我们力所能及的、真诚的帮助，谁就将在国家未来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开放中，占据有利的合作位置，获得优先的考量。
“这不是承诺，而是一种基于互信和长远眼光的战略预期。对于商人而言，尤其是精明的华商，他们看得懂这背后的巨大商业潜力。这比一次性付给他们一笔高昂的、风险极大的‘信息费’，要有吸引力得多，也更可持续。”
“其二，是技术转化和共同发展的利益。”
赵振国伸出第二根手指，“我们并非一味索取。在某些我们自身有积累的领域，或者在未来，我们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也可能产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届时，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商业途径，与这些早期的‘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互利共赢的模式。”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名’与‘实’结合的利益。”
赵振国的语气带着一种深切的认同感，“对于周爵士这样的老一辈爱国华侨，‘爱国’本身就是他们最高的精神利益和人生价值所在。他们渴望看到祖国强大。如果我们能让他们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帮助，如何具体地转化为国家实力的提升（比如我们坦克炮管的进步），并且国家以适当的方式（不一定是公开的）铭记和认可他们的贡献，那么，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荣誉感，对他们而言，是无价的。这‘名’与商业上的‘实’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牢固的合作纽带。”
赵振国最后总结道：“所以，王老，我认为，我们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无偿奉献上，而是要设计一种符合经济规律、兼顾双方长远利益、并能将其爱国情怀具象化和升华的合作模式。这样，他们帮忙，才帮得安心，帮得持久，我们也才能更有效地借助这股力量。”
王老爷子听完赵振国这番条分缕析、既务实又充满战略眼光的阐述，久久没有说话。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目光再次扫过计划书上那些关于“外部借鉴”的谨慎措辞，仿佛要透过文字，重新审视眼前这个年轻人。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和一丝赞许：
“看来，让你去小本、去港岛，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去得非常值，你学会了从更宏观、更实际的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利益’……你说得对，有时候，坦荡地谈利益，比空喊口号，更能成事，也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