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死寂。连电风扇的嗡嗡声似乎都消失了，街上电车的叮当声、小贩的叫卖声，全都退到了遥远的背景里。
房间里只剩下呼吸声，邵仁粗重而急促的呼吸，邵义夫轻而浅的呼吸，罗浮屏住呼吸。
“条件只有一个，”何雨柱的目光从邵氏兄弟脸上扫过，最后落在罗浮写满震惊的脸上，“我要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不是扣除预算后的利润，是总利润的百分之五十。”
邵义夫手中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瓷器碎裂的声音清脆而尖锐，茶水在地板上蔓延开来，浸湿了邵仁擦得锃亮的皮鞋尖，但他浑然不觉。
罗浮的烟终于燃到了尽头，烫到了他的手指。
他猛地一抖，烟蒂落进烟灰缸，溅起几点火星，很快熄灭了，留下一缕细弱的青烟，袅袅上升，然后在电风扇的风中消散无形。
何雨柱重新坐回藤椅里，阳光又一次在他身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他看起来还是那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瘦削，面庞光洁，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但此刻，在所有人眼中，他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个谜，一个奇迹，一个令人不安的未知数。
桌上的十万港币静静地躺在那里，青绿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它们见证了某种转变的发生，见证了权力的易手，见证了一个年轻人如何用一堆钞票和几句话语，重新定义了这场游戏的规则。
窗外的港城还在运转，电车还在跑，小贩还在叫卖。但在这间充满油墨味和旧报纸霉味的办公室里，时间似乎停顿了一秒，然后朝着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方向，悄然转向。
邵仁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木板：“何先生……此言当真？”
何雨柱将手提箱放到桌上，取出两万港币，宣布投资邵氏兄弟的电影，并提出利润五五分账。邵氏兄弟与罗浮对此感到震惊与不解。
那钞票是簇新的，刚从银行铁柜子里睡醒般，带着油墨和编号的气味，一沓沓排在红木桌面上，像一排刚出笼的肥鹅，油光光的脖颈挺着，等着挨刀。
何雨柱的手按在钞票上，那手粗大，指关节突出如田埂上被牛蹄踩实的土疙瘩，手背上几道疤，在电灯光下泛着白蜡似的亮。
邵老大邵仁楞先是愣住，眼珠子定在钞票上，像是被粘蝇纸粘住的绿豆蝇。
他那张脸原本是苦瓜相，常年皱巴巴的，此刻那皱纹突然活了，从额头到下巴都在抽搐，仿佛皮肤底下有蚯蚓在钻。
邵老二邵邨人稍年轻些，喉结上下滚了三滚，没发出声，只听见咕咚一声，像是把整个鸡蛋囫囵吞了下去。
罗浮瘦，穿一身灰绸衫，坐在紫檀木太师椅上，像只脱了毛的老鹤。他右手拇指和食指捻着下巴上几根稀拉的胡须，左手藏在袖子里，可何雨柱瞧见他袖口在微微地颤。
“何先生……”邵老大终于挤出声音，那声音从喉咙深处爬出来，带着铁锈味，“这……这版权费……”
“不要了。”何雨柱说，声音不高，却像块青石砸进泥塘，噗通一声，水花四溅。
屋里静下来。
外头街市的声音隔着玻璃窗渗进来，叮叮当当的电车铃，小贩拉长了调的吆喝，远处码头轮船沉闷的汽笛，都成了这寂静的底衬。墙上挂钟的钟摆左一下右一下，像个瘸腿老汉在不紧不慢地赶路。
“这两万块，”何雨柱的手在钞票上拍了拍，那声音脆生生的，像在拍打新收的麦子，“算我入股。片子拍出来，赚了钱，对半劈。”
邵老二的嘴唇开始抖，起初是微微的，后来抖得厉害了，上下牙磕在一起，嘚嘚嘚地响。他突然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在原地转了小半个圈，最后扑通一声跪下了。
不是冲着何雨柱，是冲着北边。
他面朝北方，咚咚咚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声音闷实如槌击鼓面。抬起头时，额上一片红，眼里两包泪，那泪不滴下来，在眼眶里汪着，亮晶晶的，映着屋顶吊灯的光。
“爹啊，”他喊了一嗓子，声音劈了岔，像只被踩了脖子的公鸡，“娘啊，咱邵家……咱邵家的片子有救了啊！”
邵老大也跪下了，没喊，只是哭，哭得没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那身藏青色的长衫跟着抖，像风中一面破旗。
何雨柱看着，不劝，也不扶。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是香港本地产的“南洋”牌，抽出一支，在拇指盖上顿了顿，划火柴点着，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爬出来，两条灰白的蛇，在空中扭了扭，散了。
罗浮这时才动。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看窗外。
窗外是弥敦道，下午四点的光景，太阳斜斜地照着，把楼房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摊摊泼在地上的墨。电车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人，一张张脸贴在玻璃上，模糊的，苍白的，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何先生，”罗浮开口，声音干涩，“年轻气盛是好事，可这两万块不是小数目。电影这碗饭，不好吃。胶片贵，机器贵，人工贵，拍十部能有一部回本就不错了。您那小说改编权，实实在在两千块，拿了走人，稳当。”
何雨柱笑了。
他那张方脸上平时没什么表情，一笑，眼角堆起密密的纹，像晒干了的河床。
“罗先生，”他说，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长长一截，要掉不掉，“我老家在山东高密乡，种地的。地里刨食，看天吃饭。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打三百斤麦子；碰上旱涝，颗粒无收。可庄稼人年年都下种，为啥？因为地在那儿，你不种，它就荒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和罗浮并肩站着。
窗外，一个报童举着报纸跑过，尖着嗓子喊：“号外！号外！大陆灾荒，粮价飞涨！”
“这电影，就是块地。”何雨柱说，烟灰终于掉了，落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悄没声的，“邵先生兄弟俩是老实庄稼人，懂节气，会伺候地。我投点种子钱，等秋收。”
他转身，看着还跪在地上的邵家兄弟：“起来吧。地上凉。”
邵老大先爬起来，腿有点软，扶着桌子边才站稳。
邵老二还跪着，仰着脸看何雨柱，眼泪这时候才流下来，两道清鼻涕跟着淌，他也不擦，任它们在嘴唇上边亮晶晶地挂着。
“何先生，”邵老大声音稳了些，“您这两万块，是救命的钱。不瞒您说，厂子里胶片只剩最后两卷，下个月的工钱还没着落。您这钱一到，机器就能转，灯就能亮，演员就能吃饱饭。”
何雨柱走回桌前，把烟按灭在铜烟灰缸里：“我有个条件。”
“您说！”
“拍咱们夏人自己的片子。”何雨柱说，眼睛看着邵老大，那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像两把锥子，“别学洋人那套，哭哭啼啼，搂搂抱抱。咱们有《水浒》，有《三国》，有杨家将，有岳飞。拍这些。拍出骨头，拍出血性。”
邵老二这时候猛地站起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却咧嘴笑了，那笑容难看，可真实：“何先生，就冲您这句话，我邵邨人这条命，豁出去了！”
罗浮转过身来，看着何雨柱。他瘦脸上那双小眼睛眯着，像是要透过何雨柱的皮肉，看清他骨头缝里藏着什么。看了好一会儿，他忽然也笑了，笑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何先生，”他说，“我罗浮在报馆混了三十年，见过的人，比这屋里地板的木板还多。您这样的，头一回见。”
他走回桌前，从抽屉里拿出纸笔：“既然要干，就立字据。白纸黑字，天地鬼神都看着。”
合同是罗浮拟的。
他写得快，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啃桑叶。写完了，念一遍，条款清楚，滴水不漏。
何雨柱听罢，接过笔，在落款处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写得歪扭，像三捆被风雨打趴的高粱。
邵家兄弟也签了，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像蚯蚓爬。
罗浮拿出印泥盒子，猩红的一坨，像刚挖出来的心脏。四个人挨个按手印，大拇指摁下去，提起时，纸上留下四个红圈圈，湿漉漉的，在灯光下反着光，像四只刚刚睁开的眼睛。
“成了。”罗浮吹了吹纸上的墨迹，“从今日起，何先生就是这部《岳飞行》的制片人之一。按规矩，得挂名。”
“何先生还得给我们当顾问！”邵老二急急地说，“剧本，服装，道具，您都得给把把关！”
何雨柱点点头，没多说。他把合同副本折好，塞进怀里，贴着心口放。那纸还温着，带着罗浮手上的温度。
邵家兄弟揣着两万港币走了。邵老大把装钱的皮包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邵老二走在旁边，一步三回头，朝何雨柱鞠躬，腰弯得很低，几乎折成直角。
门关上了。屋里忽然静下来。
罗浮重新坐回太师椅，长长地舒了口气，那口气吐得绵长，像把积了多年的浊气都吐了出来。
“何先生，”他说，眼睛看着天花板，“您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
“想我是个傻子。”
“不。”罗浮摇头，“我想起我爹。他也是山东人，逃荒来的香港。临走前，他把家里最后半袋高粱面换了三块大洋，缝在裤腰里。到了香港，在码头扛大包，扛了十年，攒下钱，开了间小印刷铺。临死前，他跟我说，浮啊，人活着，得有点念想。这念想不是钱，是比钱大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我这些年，办报纸，做生意，钱越赚越多，可我爹说的那个‘念想’，我找不着了。今天在您这儿，我好像又闻着点味儿。”
何雨柱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凉了，涩得很，他一口喝干，喉咙里一阵苦。
“罗先生过奖。”他说，“我就是个写小说的，碰巧写了本卖得动的书，又碰巧不想只拿那点死钱。”
罗浮站起来，走到何雨柱面前，伸出右手。何雨柱也伸手，两只手握在一起。罗浮的手干瘦，骨头硌人；何雨柱的手粗硬，老茧磨人。
“何先生，”罗浮说，“您在报社那连载，这个月让报纸多卖了五千份。总编说了，得谢谢您。”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黄铜的，用红绳拴着。
“三楼，朝阳的那间，给您收拾出来了。副总裁办公室，虚职，不干活，但名头好听。电话装了，名片印了，您什么时候想去坐坐都行。”
何雨柱接过钥匙，沉甸甸的一串，在手心里冰凉。
“还有个事，想请罗先生帮忙。”何雨柱说。
“您说。”
“想托您留意着，有没有现成的戏园子，要大，地段要好，装修要现成的。钱不是问题，我有个朋友，不差钱。”
罗浮的眉毛扬了扬：“朋友？”
“嗯，朋友。”何雨柱说，脸上没什么表情，“女的，爱唱戏，想有个自己的场子。”
罗浮笑了，那笑容里有种了然的神情：“明白。不过何先生，眼下这光景，戏园子生意可不好做。电影起来了，年轻人不爱看戏了。多少老戏园子关张，您知道么？”
“知道。”何雨柱说，“可她喜欢。”
这四个字说得平淡，可罗浮听出了什么。他不再多问，点点头：“成，我帮您打听。有合适的，立刻告诉您。”
又说了几句闲话，罗浮起身送客。送到楼梯口，他忽然站住，低声说：“何先生，您那朋友，是徐老板的千金吧？”
何雨柱没承认，也没否认。
罗浮拍拍他的肩：“徐老板那人，我打过交道。戏好，人傲。您这条路，不好走。”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何雨柱说，转身下楼。皮鞋踩在水磨石楼梯上，声音空洞，一声，一声，像心跳。
三楼的办公室果然朝南，一整面墙都是窗，下午的阳光满满地铺进来，在地板上淌成一条金色的河。
屋子宽敞，一张大班台，皮质转椅，靠墙一排书柜，里头空着，等着填满。电话是黑色的，蹲在桌上，沉默如龟。名片盒是檀木的，揭开，一沓新名片，头衔是“新晚报社副总裁何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