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幕僚长上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火星元年’的关键时期，不要拿这些东西去分散总统的注意力。”
情报头子听完，沉默了很久。
最后说了句：“那就先放着吧。”
哈里森看着他，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他走出办公室，关门的时候，听见情报头子叹了口气。
四
莫斯科，七月也很热。
但红场上的气氛，比天气还热。
阅兵式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坦克方队、导弹方队、步兵方队，一队一队地从列宁墓前走过。军乐队的鼓点震得人耳朵疼，看台上的观众挥舞着小旗子，喊着口号。
大胡子将军站在列宁墓上方的观礼台，表情严肃，时不时挥挥手。
旁边站着克格勃头子，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平静。
“下一个，是‘未来太空战机’模型方队。”播音员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红场，“这是我国航天技术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太空作战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辆重型平板拖车开过来了。
车上放着一架黑色的飞机模型，个头不大，样子很科幻——扁平的身体，尖锐的机头，机翼很短，尾部是两个巨大的发动机喷口。模型做得挺精致，表面涂着黑色的涂层，在阳光下泛着光。
看台上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
“好！”有人喊。
“北极熊万岁！”
大胡子将军挥了挥手。
克格勃头子看了一眼那架模型，然后看了一眼旁边的大胡子，什么话都没说。
阅兵结束后，克里姆林宫地下那间会议室里，气氛就没那么好了。
大胡子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是关于那架“未来太空战机”的真实情况。
“模型做得不错。”克格勃头子点了根烟，“但也就模型不错。”
大胡子没说话。
“真机呢？在哪？”
没人回答。
航空工业部的代表擦了擦汗：“发动机还在研制中，预计……”
“预计什么？预计十年？二十年？”克格勃头子吐了口烟，“别骗自己了。那东西，我们造不出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大胡子终于开口了：“那‘能源-暴风雪’呢？绕月计划呢？”
宇航局的代表站起来，声音很小：“‘能源’火箭的第三次发射，定在明年春天。‘暴风雪’航天飞机的防热瓦工艺，还在恢复中……”
“还在恢复？恢复三年了。”
“这个……技术难度确实比较大……”
克格勃头子把烟掐灭，站起来。
“别说了。”
他看着大胡子。
“我跟你直说吧。这些东西，搞不出来。不是钱的问题，是人没了。八十年代那些工程师，退休的退休，死的死。年轻人呢？都跑去搞It、搞金融了，谁还搞这个？”
大胡子盯着他。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接着喊。”克格勃头子坐回椅子上，“不喊，老百姓连最后那点念想都没了。”
“那技术呢？”
“技术？”克格勃头子苦笑了一声，“技术在博物馆里。八十年代的图纸，九十年代的设备，两千年的工人。你让我怎么办？”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
大胡子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莫斯科的天灰蒙蒙的，几只鸽子在广场上啄食。
他想起了八十年代。那时候，北极熊的航天，还是世界第二。联盟号飞船，质子号火箭，和平号空间站，哪一样不让人眼红？
现在呢？
现在连个像样的火箭都飞不起来了。
“龙国那边……”他转过身，“他们搞到什么程度了？”
克格勃头子看了他一眼。
“北斗第四颗星已经上天了。第五颗下个月发射。空间站核心舱的初样做出来了，明年总装。‘鲲鹏’第二艘已经下水了。”
大胡子听完，半天没说话。
最后说了句：“他们怎么做到的？”
克格勃头子站起来，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上。
“他们没喊。他们一直在干。”
五
莫斯科郊外，一个不起眼的研究所。
说是研究所，其实就是几栋灰扑扑的楼房，外墙皮脱落了一大片，窗户上的玻璃有几块碎了，用塑料布糊着。
维克托·伊万诺维奇·索科洛夫站在自己实验室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但没插进去。
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字——“此房间已封闭，如需进入，请联系行政处。”
他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钥匙放进口袋，转身走了。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
经过其他实验室的时候，他看见门都关着，有的门上贴着同样的纸条，有的门干脆锁着，锁头都生锈了。
走到楼道尽头，他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
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同事，天体物理学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在翻一本过期的学术期刊。另一个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五十多岁，肚子很大，坐在椅子上喘气。
“维克托，坐。”副所长指了指椅子。
索科洛夫坐下来。
“你的实验室，经费没了。你知道的。”副所长开门见山。
“知道。”
“那你想好去哪了吗？”
索科洛夫想了想：“大学那边说，可以给我一个教职。但工资……”
“工资低。”副所长接过话，“而且没设备。你搞天体物理的，没望远镜，没光谱仪，你搞什么？”
索科洛夫没说话。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放下期刊，摘下眼镜。
“维克托，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个地方，完了。”
索科洛夫看着他。
“不是我们不行，是这个国家不行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声音很平静，“八十年代，我们一个月能发三篇论文，现在呢？一年发不了一篇。不是我们笨了，是没钱了。设备更新不了，数据买不到，连出国开会的钱都没有。”
副所长叹了口气。
“安德烈，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把眼镜戴上，“我说的是实话。实话不能说吗？”
副所长没接话。
索科洛夫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研究所的院子里长满了草，一个生锈的铁架子立在中间，上面挂着一个破旧的天线，风一吹，吱呀吱呀地响。
他想起了十年前。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带着满腔热血，想在祖国的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研究所里设备虽然旧，但人还在。大家每天加班到深夜，讨论问题能吵到天亮。
现在呢？
人走了。设备坏了。连房子都快塌了。
“安德烈，”索科洛夫转过身，“你刚才说的那个……龙国，他们那边怎么样？”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看了他一眼。
“你问这个干嘛？”
“随便问问。”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他们那边，搞得不差。北斗、空间站、量子通信，一样一样地往外拿。而且，他们的人，越干越有劲。”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干正事。”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摘下眼镜，擦了擦，“我们呢？我们觉得自己在干什么？给死人擦墓碑？”
副所长咳了一声：“安德烈……”
“行了，我知道，不说了。”
索科洛夫没再问。
但他脑子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那句话一直在转——“他们觉得自己在干正事。”
那我们呢？
我们觉得自己在干什么？
六
晚上，索科洛夫一个人坐在公寓里。
公寓不大，两间房，家具很旧，电视机是八十年代的，屏幕只有十四寸，放着新闻。
新闻里在播白天的阅兵式。那架黑色的“未来太空战机”模型，在平板拖车上缓缓驶过红场，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
索科洛夫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关掉了电视。
屋里安静下来。
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本相册，他翻开来，第一页是一张老照片——他和导师的合影，背景是克里米亚天文台，两个人穿着白大褂，站在望远镜前面，笑得很开心。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1985年，夏。”
那一年，他刚博士毕业，导师说：“维克托，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将来，你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天体物理学家。”
他翻到后面几张。
有一张是他和妻子在列宁格勒拍的，背景是涅瓦河，她穿着白色连衣裙，笑得很好看。那是1987年，他们刚结婚。
后来呢？
后来妻子去了德国，再也没回来。
他又翻了几页，翻到最后一张。
照片上是一个望远镜的镜片，直径两米多，是他花了五年时间磨出来的。镜片在灯光下泛着蓝光，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1990年，冬。我们的望远镜，终于看到了第一颗星。”
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现在，那个望远镜在哪儿？
他不知道。
也许被拆了卖废铁，也许还在某个仓库里落灰，也许早就被人忘了。
索科洛夫把相册合上，放回抽屉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莫斯科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光污染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