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岘写了个判词，不长，大意是：天灾难防，法不外乎人情。但有再犯者，罪加一等。这案子传出去之后，百姓叫他“青天”，士人说他“宽严相济”。
可李岘自己跟主簿说了一句实在话：“那孩子抢粮的时候，眼睛是饿的，不是恶的。这样的若是都当贼办了，长安城的水还没退，人心先烂了。”
我听到这个细节时，跟杜甫说：“李岘这官，越当越明白了。”杜甫捋着胡子，只回了一句：“刚中有仁，这才是能臣。子游，贤相当初举荐他，果然是慧眼。”
我笑了笑，没说话。其实当初杨国忠举荐李岘，一半是看中他的能力，一半是赌他的为人。如今看来，这一把赌对了。
我对于李岘的印象，完全停留在现代的历史书籍里面，同时也很纳闷他的性格如何在这种乱世朝堂生存。
当然，用他也正是因为他的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能真正为老百姓谋福。
又过了几天，李冶挺着七个月的肚子找到我，说有事要商量。
她那几天也闲不住。自己不能到外面去，就天天坐在家里听春桃夏荷说外头的消息。
听到哪里又塌了房子，眉头就皱起来；听到哪个孩子没东西吃，眼圈就红一下。她怀孕之后，心肠软了许多，但那股子说干就干的脾气一点都没减。
“我有个主意。”她在我对面坐下，一手撑着腰，一手指向窗外崇文尚武堂的方向，“雨灾这些天，学堂也上不了课。可房子空着，先生们也都还在。不如在崇文尚武堂门口设个粥铺，给附近的灾民施粥。一来接济百姓，二来，也不负了皇上亲笔写的那块匾额。岂不是一举两得？”
我看着她的金眸，那里面闪着一种笃定的光。我本来也有这个念头，只是还没来得及提。听她这么一说，我笑着问：“谁去煮粥？谁去分粥？人从哪来？”
“让刘妈带着府里的厨子去。”李冶说，“崇文尚武堂有炉灶，地方也大。朱放、岑参、朱斌他们不是都在么？还有郑荣郑武、薛金朗。那些武馆的教头，别的没有，力气多的是。让他们挑水、搬粮、支棚子，正合适。卖力气的活儿，他们比谁都干得好。再说了，武馆停课，他们天天在屋里憋着，怕是比谁都想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你都想好了。”我笑道。
“想好了。”李冶扬了扬下巴，一只手在肚子上轻轻拍了一下，“还有，咱们家的若兰饮，可以煮些热乎的姜枣饮，跟着粥一起送。米是杨国忠那边拨来的，不用咱们出。咱们出人工，出地方，出柴火。烧柴的钱，从公账上走。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拿自己的私房钱。”
“我哪敢不答应，又怎么会不答应。”我站起来，扶住她的胳膊，“走，咱们去找朱放。”
崇文尚武堂的粥铺两天后搭了起来。
朱放一听说要设粥铺，整个人都来劲了。他带着岑参、朱斌、郑荣、郑武、薛金朗，只用了一天半，就在学堂门口支起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大棚。
棚子是用竹竿和油布搭的，四角用绳子绑在柱子上，里面摆了四条长桌，每个桌前放两个大木桶。
一个木桶盛粥，一个木桶盛热汤。旁边另起了一个小灶，专门煮粥用，灶边上堆着一垛垛劈好的柴火。
粥是用太仓米熬的，熬得浓稠，插筷子不倒。汤是姜枣饮，放了足量的老姜和红枣，红亮亮的，喝进去辣中带甜，最能驱寒。
给每个来领粥的人都盛满满一碗，不够的还可以再添。
朱放站在棚子中央，身系围裙，手拿大勺，一边盛粥一边扯着嗓子喊：“都别挤！一个一个来！老人孩子先盛！汉子和后生往后排！谁插队我朱放把粥泼他脸上，谁家没有老人孩子，别把最后一点脸面都不要了！”
这话骂得粗，但奇了，排队的人反而更守规矩了。大概在这种灾年，一个肯骂你的施粥人，比一个只会说好话的更让人心里踏实。
岑参提着一桶热汤，在大棚里来回穿梭，见有孩子在哭，就把桶往地上一放，蹲下来拍着孩子说：“哭什么呢？有粥吃呢，先吃粥，吃饱了就不哭。”
朱斌不怎么说话，只在一旁把分好的碗一个一个递出去，谁缺了什么，他就递什么；谁想要多些汤，他多给半勺。
郑荣和郑武兄弟最猛。两个江湖出身的汉子，力气大得没边，搬米、提水、劈柴，样样抢着干。
薛金朗右臂活动不便，便坐在棚子最外头，专管维持秩序。他的眼神依旧带着军旅锤炼出的凌厉。有他在，连最混账的地痞也不敢闹事。
李岘也派了人来。四个京兆府的差役，每天辰时到，酉时走，穿着便服，混在人群里，帮着维持秩序。
朱放起初还不乐意，说“我自己管得了”。可到了施粥的高峰期，上百号人挤在棚子前面，他那一把大勺根本顾不过来。
没有那几个差役，真让几个毛手毛脚的后生挤倒了锅，那麻烦就大了。朱放到底没再嘴硬，只是每天多给那几个差役盛两碗粥，算作答谢。
我站在粥棚外面，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李冶挺着肚子站在我旁边，嘴角慢慢地勾了起来。她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拉住了我的手。手指是凉的，掌心却是热的。
寿王李瑁也来了。
不过他没到崇文尚武堂来。他去了城外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挨家挨户地送粮食和寒衣。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正跟杨国忠派来的一个属官对账。
那属官说，寿王把自己府里一半的存粮都拿出来了，又暗中从城外几个皇庄调了几百件旧袄子，也不经官府，也不摆仪仗，就带着十几个王府亲兵，推着小车，在城南的坊巷里转。
每到一户受灾的人家，便停下来，放下两斗米、一件袄子，说一句“陛下惦记着你们”，然后便走。那些百姓不知他是寿王，只当是个年轻军爷，纷纷跪下来磕头。
属官走了之后，我靠在椅背上，想了好一会儿。李瑁这一手，做得聪明。不摆仪仗，不露身份，只说是“陛下惦记着”。
这既全了朝廷的面子，又把人情暗暗收进了自己兜里。灾民们得了粮，得了寒衣，只会记得“有个年轻军爷来过”，而他们日后若是知道了那是寿王，心里的感激便会成倍地翻涨。
这就是李瑁。比起太子李亨那种摆在明面上的收买人心，李瑁的手段更深，更温，更不露痕迹。
韩揆派出去的人后来向我汇报过，说的很细。说寿王出现在村子中的时候，穿着一件极普通的靛蓝布袍，没戴冠，只用一根乌木簪子束着发。
他带来的几车粮食，车都是最寻常的骡车，车上盖着粗麻布，乍一看跟一般商贩的车队没什么两样。
他身边只跟了十二个人，都是寿王府的亲卫，也全都穿着便服。有人问他们是哪家的，那些亲卫便说“是城北李府的，我家主人看各位受灾，送些吃食来”。
城南的百姓谁也不知道“城北李府”是哪一家，但见他们送米送衣，又和善，便都千恩万谢。寿王自己也不多话，亲手把粮袋从车上搬下来，一袋一袋地递到百姓手里。
有一回一个颤巍巍的老妇要跪下给他磕头，他赶紧扶住，低声说：“老人家莫折煞了小子。天灾无情，人总得互相帮衬。这是陛下让送来的，您要谢，就谢陛下。”
这一句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没暴露身份，又替唐玄宗收了一大片人心。甚至那些百姓日后想起来，也只会说“皇帝还记得我们”，然后把这份感激原封不动地归到宫里。
但总有些痕迹是抹不掉的。比如他那双手。寿王李瑁，从小在宫中锦衣玉食，后来出宫开府，也没干过粗活。
这次他帮着搬粮，十个手指头和两片手掌都被磨破了皮。回去之后，伺候他的小太监吓了一跳，说“王爷金枝玉叶，怎能干这等粗事”。
李瑁只是笑笑，说“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搬几袋米算得了什么”。那小太监听了，半晌说不出话。
我听到这个细节时，正在书房与阿福议事。阿福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寿王此人，可用之才，东家对他的提点可真不小呢。”
我笑了一下，没有接话。只是心里头暗暗记着：李瑁这步棋，走得比李亨高明得多。李亨拉拢的是军队，是节度使，是那些看得见的硬实力。
而李瑁，正在一点一点地收拢人心。人心这东西，平日里看不见摸不着，可到了关键时刻，比千军万马都管用。
李瑁到京兆府，是在雨下到第二十一天的时候。
那天午后，雨势略略小了些，但天还是灰沉沉的。京兆府后堂的屋檐下，雨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在青石阶前汇成一条细流。
李岘正伏在案上处理积压的公文，案头堆着两摞半尺高的文书，都是下面坊里报上来的灾情。油灯已经点上了，黄豆大的火苗被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东摇西摆。
李岘一只手按着纸页，另一只手提笔批字。他的官袍已经三天没换了，领口袖口都泛着油光，前襟上还留着几片泥点。
门子踅进来，手里捏着一封信帖，躬着腰，小声禀告：“府尹，外头来了位贵人，说是从寿王府来的，要见您。”
李岘手中的笔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接过门子递上的帖子。帖子上只有寥寥几字，写的是“李瑁拜谒”，字迹端谨，墨色尚新。
李岘认得这帖子——亲王私帖的规制，暗纹是寿王府的蟠龙纹。他把帖子在指间转了一转，然后“啪”地扣在案上，闭了闭眼。
寿王。
李岘心里很快转了几个弯。这几个月，长安城里暗流涌动，太子的人四处拉拢，安禄山的人在京畿一带蠢蠢欲动，杨国忠和他走得近，可那是有旧日情分在。
寿王李瑁却素来与他没什么交情。宗室亲王之中，寿王的辈分高，母家又是武氏一族，身份微妙得很。
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在雨灾最紧的时候不往宫里跑，反跑到他京兆府来，若说只为送粮，那未免把事情想简单了。
李岘把笔搁下，用手背按了按发胀的太阳穴。他站起身来，理了理官袍，又拿湿帕子擦了一把脸。镜里的脸又瘦又黑，颧骨高耸，眼窝发青。他盯着自己的脸看了两息，然后整了整衣领，走了出去。
二门外的廊檐下，雨声潺潺。
李瑁就站在那儿，没进堂，也没打伞。他的车停在前街拐角，两个亲卫贴着墙根站着，像两尊不引人注目的石像。
李瑁本人穿一件极素净的靛蓝色锦袍，没有佩玉，没有束金冠，只用一根乌木簪子束着发，手里还提着一把半旧的油纸伞。
他的脸被廊檐的阴影遮了一半，只露出线条柔和的下巴和一双极平静的眼睛。
“府尹大人。”李瑁先开口了，声音温和，不疾不徐，“冒昧前来，扰了你的公务，惭愧。”
李岘拱手还礼：“寿王殿下驾临，下官有失远迎。请。”他侧身让出半步，心里却在迅速掂量：李瑁这副打扮，是要做出“微服访民”的姿态。他越是这样谦和，越说明今天的来意不轻。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后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差役端上茶来。李岘特意吩咐换上新烧的热水，又亲自把茶壶摆在自己手边。
他给李瑁斟了茶，李瑁连忙欠身，伸出双手来接。那双手干净修长，指节分明，一看就是从未沾过粗活的手。
“本王今日来，不为别的。”李瑁端起茶杯，在鼻下轻轻一嗅，然后抿了一口，动作优雅而克制，“只是听说李府尹这段时间日夜操劳，想送些东西过来，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