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5日，上午九点整。
一列喷吐着浓黑煤烟、车身满是尘土的旧式蒸汽火车，伴随着刺耳的汽笛和“哐当哐当”的巨响，缓缓驶入天津火车总站的月台。
这是一列从滦县方向开来的慢车，车上挤满了各色人等：穿着破烂军装的伤兵、拖家带口的难民、满脸煤灰的工人、神色警惕的商贩，空气浑浊不堪，汗味、烟味、食物馊味混杂。
王汉彰就混在这群人中间，随着人流，脚步略显蹒跚地走下车厢。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藏蓝色工装，像是开滦煤矿维修车间里的技术工人。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沾满煤尘的旧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小半张脸。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帆布质地的工具包，边角磨损得厉害，看上去沉甸甸的，装满了“工具”和“零件”。他微微佝偻着背，脸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和麻木，混在那些同样满面风尘的旅客中间，毫不起眼。
月台上嘈杂喧闹，扛着大包小包的脚夫吆喝着穿行，接站的人伸长脖子张望，维持秩序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耐烦地驱赶着堵塞通道的人。
王汉彰低着头，顺着人流，慢慢朝出站口挪动。他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有没有可疑的盯梢目光？有没有熟悉的面孔？站内墙上贴着的通缉告示有没有新的内容？
一切似乎都还算正常。天津总站还是那个老样子，混乱、拥挤、充满活力，也充满不确定性。
走出高大的拱形出站口，午前略显刺眼的阳光扑面而来。车站前广场上更是人声鼎沸，胶皮车、马车、汽车喇叭声、小贩叫卖声混成一片。
而就在这片喧嚣中，一队学生正举着纸旗，排着不算整齐但充满激情的队伍，从广场一侧经过，看样子是要往市政府或日租界方向去游行请愿。
这些学生大多十七八岁年纪，穿着学生制服或朴素的布衫，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热血和忧国忧民的愤慨。
他们边走，边用有些嘶哑却无比坚定的声音齐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歌声嘹亮，带着一种悲壮又激昂的力量，穿透了市井的嘈杂，吸引了周围不少行人的目光。有人驻足观望，眼神复杂；有人摇头叹气，匆匆走开；也有人受感染，低声跟着哼唱。
王汉彰也停下了脚步，站在广场边缘一个卖烟卷的小摊旁，帽檐下的目光追随着那队年轻的背影。歌声传入耳中，让他想起长城方向正在进行的惨烈战斗，也想起自己一个月前在六国饭店那三声枪响。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挣扎、抵抗、求生。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热血，有苍凉，也有深深的疲惫。
学生的队伍渐渐走远，歌声也消散在风中。王汉彰收回目光，压了压帽檐，走到路边，上了一辆比商黄牌电车。电车上人不多，王汉彰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靠在车座上，看似闭目养神，实则耳朵竖着，留意着车外的一切动静，眼睛也时不时眯开一条缝，观察着路线和周围环境。
天津，他太熟悉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拐角，甚至某些店铺招牌的样式，都深深印在脑子里。阔别一个多月，再次呼吸到这座沿海城市特有的、混合着海河水汽、煤烟和市井百味的空气，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这里是他的根，是他的江湖，有他的产业，他的兄弟，也有他的牵挂和……潜在的危机。
在于瞎子那番“预言”的阴影下，这熟悉的城市景象，似乎也蒙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那“劫煞路”会在何处？“取舍关”又设在哪里？
车到天津海关站停了下来，王汉彰付了一毛钱的车费，下了车，在街口站了片刻，观察四周。确认安全后，他才步行穿过两条小巷，从另一条路绕进了英租界。
租界里街道相对整洁安静，西式建筑林立，行人衣着体面，巡捕挎着警棍迈着方步。他避开主要干道，专走小街，最终来到了天宝楼影院附近。
上午时分，影院刚刚开门营业不久。夜场散去的冷清还未完全褪去，早场电影还没开始，大厅里只有零星几个等待的客人和打着哈欠收拾卫生的伙计。王汉彰没有走正门，他熟门熟路地绕到影院侧面一条窄巷，从一扇不起眼的、专供员工进出的小门闪身而入。
守门的伙计认得他，刚要惊呼，被他一个眼神制止。他点点头，示意对方噤声，然后快步穿过堆放着旧胶片盒和宣传板的杂物通道，直接从内部楼梯上了二楼。
经理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王汉彰轻轻推开，走了进去。
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实用。高森正背对着门，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低头仔细地看着摊开的账簿和几份文件，手里拿着钢笔，不时写写划划，眉头微锁，显然在为什么事情烦心。他穿着熨烫平整的灰色长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角眉梢带着疲惫。
听到门被推开的声音，高森以为是伙计送茶水，头也没抬，随口说了句：“放桌上吧。”
王汉彰没有出声，轻轻带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高森等了几秒，没听到放茶杯的动静，有些诧异地抬起头。当他的目光落在站在桌前、风尘仆仆、穿着工装却难掩精悍之气的王汉彰脸上时，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中般，猛地一震！
他手中的钢笔“啪嗒”一声掉在账本上，滚出老远，在纸上划出一道难看的墨迹。但他完全顾不上这些。他“腾”地从宽大的扶手椅上弹了起来，动作之大，带得椅子向后滑出，与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三步并作两步，几乎是冲到王汉彰面前，双手一下子紧紧抓住了王汉彰的肩膀，力气之大，让王汉彰都能感觉到那手指的颤抖。
“汉彰？！你……你……你这些日子到底干嘛去了？！”高森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和突然放松下来的狂喜而有些变调，甚至带了点哽咽。他上下打量着王汉彰，仿佛要确认这不是幻觉，“我们……安爷、秤杆、我，还有手底下的弟兄，把天津卫都快翻了个底儿朝天了！码头、客栈、车行、烟馆……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我们还以为……还以为你真……”
后面的话他没说出口，但眼圈已经微微泛红。这一个多月，他们承受的压力和焦虑，外人难以想象。王汉彰不仅是他们的老板、兄弟，更是这个圈子的主心骨。他突然失踪，而且是在那个敏感时期，引发的恐慌和猜测可想而知。
王汉彰能清晰地感受到高森抓着他肩膀的手在微微颤抖，那颤抖传递出的担忧和后怕，是实实在在的。他心里一暖，也有些愧疚。
他笑了笑，那笑容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也带着回到自己地盘的放松，拍了拍高森的手臂，笑着说：““森哥，让你和大家伙儿担心了。实在对不住。”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事情……临时出了点岔子，一时脱不开身，也没法递消息出来。怕连累大家，所以干脆就断了联系。现在事儿算是了了，我这不囫囵个儿地回来了嘛。”
高森松开手，长长舒了口气，像是要把胸腔里积压了一个多月的浊气和担忧都吐出去。他毕竟是见过风浪的，很快控制住了情绪。对于王汉彰含糊其辞的解释，他心领神会，没有继续追问细节。王汉彰的身份特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更安全。他只要人平安回来就好。
他拉着王汉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亲自去倒了杯热茶递过来。“回来就好！回来比什么都强！”他重复着这句话，坐下后，看着王汉彰喝了两口茶，才试探着问：“你这次回来的消息……要不要先告诉安爷和秤杆他们？他们这些天也是急得火上房。”
王汉彰放下茶杯，摇摇头：“先不急。我回来的事，暂时保密。除了你，先别让其他人知道，包括安爷和秤杆。我得先弄清楚，我不在的这阵子，天津卫有没有嘛特别的事情发生？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风声或者动静？”他需要时间观察，确认自己的回归是否安全，也想知道于瞎子那“劫煞路”的征兆是否已经显现。
高森理解地点点头，脸色也严肃起来。他想了想，说道：“特别针对你、或者针对咱们生意圈的明面风波，倒是没有。警察局、日本领事馆那边，也没听说有嘛特别的动静。就是……”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就是长城那边，仗打得是一塌糊涂，消息不断传过来，人心惶惶。”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前阵子，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听说砍了一千多日本鬼子的脑袋，确实提气！报纸上都登了，老百姓都叫好。可后来……”
他摇摇头，神色黯淡，“后续援军跟不上，补给也困难。日本人急了眼，调来更多的兵，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咱们的阵地守不住，最后还是撤下来了。听说伤亡很大。眼下，日本人的兵锋，离北平越来越近了。天津这边，虽然隔着段距离，但气氛也一天比一天紧张。租界里还好点，华界那边，物价飞涨，谣言四起。”
王汉彰默默地听着，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国事如此，个人命运如同浮萍。他刺杀张敬尧，或许能迟滞日寇一时，却难以改变大局。一种无力感悄然掠过心头。
高森见他不说话，又补充道：“还有就是咱们影院的生意。因为北边战事紧张，津浦铁路时断时通，运力紧张。上海那边的新片子，这一个月几乎没运过来几部。影院里翻来覆去放的都是些老片子，观众也少了。生意……影响不小。”
王汉彰想了想，说道：“片源的事，我想办法。回头我给上海的杜老板拍封电报，看看他能不能帮忙疏通一下关节，或者走海路想想办法。生意上的事，慢慢来，只要根基在，总有办法。”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撩开百叶窗的一条缝隙，望向楼下街道。熟悉的街景，往来的人流。他回来了，但感觉一切似乎又和离开时不一样了。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隐隐笼罩着这座城市，也笼罩着他的心头。
“森哥，”王汉彰转过身，“我先回家一趟。一个多月没着家，得回去看看。我回来的事，你务必保密。晚上……或者明天，我再过来找你，咱们详谈。”
高森连忙点头：“你放心！我明白！你这边……需不需要我先派两个人暗中照应一下？”
“不用。”王汉彰摆摆手，“我自己回去，更不引人注意。你们该干嘛干嘛，就像我从没回来过一样。”
走出影院后门的小巷，午后的阳光有些晃眼。王汉彰站在巷口，眯着眼，望向英租界深处，他家的方向。
回家了。
但于瞎子那句“硬闯取舍关”的话，却像幽灵般，再次在他脑海中回响起来。
他不知道，一场真正的、关乎生死和重大抉择的“关口”，正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悄然逼近。而他这次回归天津，正是踏入了这场旋涡的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