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铭这话说完，整个报告厅安静了那么两秒钟。不是那种被震慑住的安静，更像是在座的不少人都在脑子里把刚才那段话过了一遍，像是要确认自己没听错什么。
确实没听错。南汉的会长，当着上百号学者和学生的面，直接把资本决定候选人这事儿摆到了台面上来讲。这种话在鹰酱国内，其实也有学者在写，但大多是在学术期刊的角落，或者在那种只印几百份的小众刊物里。能在一个国家的公开场合，由一个世界级强国最高层的人这么直白地说出来，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那位提问的教授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话筒，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从容了。他推了一下眼镜，清了清嗓子，试图把话题拉回他预设的轨道上：钟会长，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我想说的是，资本的力量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南汉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在制度上能够更加开放一些，也许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
开放？钟铭打断了他，语气没有抬高的意思，但节奏明显比刚才紧了一些，这位教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所研究的那些开放制度里，教育是开放给谁的呢？
这个转折来得很快，快得让那位教授措手不及。他愣了一瞬，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他指的是政治制度而非教育，但钟铭没有给他那个缓冲的间隙。
我在刚才听前面几位学者发言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钟铭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台下，有好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谈教育体系的时候，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词，叫多元化。说应该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作为对现有公办教育体系的一种补充。这个观点我听了好几遍，看你们之间事前好像也没商量过，但提法出奇地一致。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在给台下的人一点消化时间。
那位提问的教授还想说什么，但钟铭没有看他，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坐在第二排靠角落的另一个中年学者。那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整齐，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刚才钟铭提到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国计民生行业的时候，他就在往本子上写着什么。
这位先生，我刚才注意到您也在本子上记了东西。钟铭的语气依然平静，但目光已经锁定在那个人身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刚才在记什么？
整个报告厅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那个角落。那人的笔尖停住了，抬头看了一眼钟铭，又环顾了一圈周围的视线，然后放下笔，脸上挤出一个礼貌的笑容：钟会长，我只是在记一些会议要点，没有特别的内容。
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钟铭收回目光，语气轻描淡写，像是真的只是随口一问，但他心里已经把那人的反应记下了。
实际上他没有看错，刚才那人在听钟铭到绝不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国计民生行业这个提法时，确实在笔记本上画了几道重点符号，动作幅度不大，但钟铭的观察力本身就是少年时期习武训练出来的，更何况在场还有他安排的安保人员也在同时观察。那个细节落在钟铭眼里，就像在一幅安静的画面上突然出现了一笔格外用力的笔触。
钟铭重新坐直了身子，把茶杯轻轻搁在桌面上，发出一点细微的碰撞声：关于教育这个话题，既然有学者提出来了，那我也多说两句。
他的声音依然不高，但语调比刚才认真了几分：在座的各位，有不少是从事教育研究的，比我专业。但我作为南汉的管理者，需要考虑的是另外一件事——教育这件事，到底能不能当成生意来做？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台下扫过：我的答案是绝对不能。教育关系到一代人的成长，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在几代人之后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凝聚力。如果把教育当成一门可以投资的生意，那资本的逻辑就会渗透进来：哪个专业赚钱快就多招人，哪个领域回报率高就重点投入，那些基础理论、文史哲这类短期看不到收益的领域就会被边缘化。这不是我危言耸听，在座各位如果有了解鹰酱那边高等教育现状的，应该清楚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些小型私立大学关闭了哲学系和历史系，而商学院和法学院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张。
他顿了顿：这本身没有问题，市场需求决定专业热度，这很正常。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全部由市场来主导，谁来负责那些短期内不赚钱、但长期来看对国家至关重要的领域？基础数学、理论物理、考古学、古典文学，这些学科在资本的逻辑下是很难生存的。可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这些学科的支撑，表面上看起来经济数字还在涨，实际上根基已经开始松动了。
他这番话说完，台下响起了零星的低语声。前排几位东大来的学者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有人只是安静地听着。
坐在钟铭旁边的楚云飞一直没有说话，但这时候微微侧过头来，凑近了低声说了一句：钟老弟，你这番话让我想起当年在黄埔读书的时候，我老校长，当然如今是我义父了，他跟我当时的主任都曾经说过一些类似的话，大意是一个民族如果只盯着眼前的口袋，迟早会把脑袋丢掉。我义父虽然治国以及军事方面有些一言难尽，但有些话确实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