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齐走出工程部，又去找邓凯。
邓凯正在热菜间角落里练翻锅。锅是空的，没有放菜，他一手端着锅，一手握着锅铲，手腕一抖，锅里的空气就被翻了个个儿。
他练得很认真，额头上全是汗，眼睛盯着锅里那个看不见的菜，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模拟炒菜的过程。
白天齐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有打扰他。
邓凯练了大概有五分钟，才停下来，把锅放回灶台上，拿起毛巾擦了擦汗，转过身看见白天齐站在那里，吓了一跳。
“白哥，”他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有一会儿了。”白天齐说，“看你练得认真，没叫你。”
邓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这技术还不行，”他说，“得多练练。”
“行，有这份心就行。”白天齐说，“晚上有事吗？”
“没事，怎么了？”
“晚上下班，咱们几个陪着孙老大喝点酒。大锤也去，就咱们几个。”
邓凯想了想，点了点头。
“行，”他说，“几点？”
“下班就走，到时候叫你。”
“好。”
白天齐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下午四点半，孙兆云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厚厚一沓文件——进货单、出库单、人员考勤表、菜品成本核算表、下个月的菜单计划，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他一份都没看进去。
他的脑子里在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
不是熬添啓辞职的事。
熬添啓辞职，他虽然舍不得，但能理解。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而且熬添啓答应等新人来了再走，这个态度已经很够意思了。他没什么好说的。
也不是厨房缺人的事。
缺人就招人，这个行业别的没有，人还是有的。只要工资开到位，不愁招不到人。他虽然有点被动，但还不至于手足无措。
真正让他郁闷的，是集团对他的态度。
更准确地说，是韩振轩对他的态度。
自从韩振轩接替韩振宇成为执行总裁之后，孙兆云就感觉自己和集团之间的那根线断了。以前韩振宇在的时候，每个月的例会都会叫上他，让他汇报一下福满楼后厨的成本情况，有什么困难需要集团支持，韩振宇都会及时回应。虽然韩振宇这个人不怎么样，但在工作层面，他对孙兆云还算可以——该给的钱给，该批的预算批，不会在那些小事上卡他。
但韩振轩不一样。
韩振轩上任之后，对福满楼的态度就是一种“放养”的状态——不管，不问，不闻。每个月的工作汇报发到他的邮箱，从来不回复。
申请预算的报告递上去，石沉大海，连个“收到”都没有。打电话问，秘书说“韩总在开会”，再打，还是“韩总在开会”，打了三次之后，秘书连“韩总在开会”都懒得说了，直接转语音信箱。
至从他辞去代理总经理一职后，情况更甚。孙兆云不是那种喜欢抱怨的人，但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他心里确实不舒服。
他不想要权力，也不是想要多高的待遇。他就是觉得，自己在福满楼这么多年，应该有被尊重的权利。他干了这么多年，把福满楼从一个亏损的烂摊子做到现在每个月都有盈利，不说功劳多大，苦劳总是有的吧？
但在韩振轩眼里，福满楼可能连“子公司”都算不上，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饭馆，赚不赚钱无所谓，赔了也没关系，反正对整个集团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这种不被重视的感觉，让孙兆云觉得自己在福满楼可有可无。
像一根多余的骨头，长在身上没感觉，切掉了也不疼。
他把文件推到一边，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
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别想了，想多了也没用。
另一个声音在说：可是你付出这么多，凭什么不被重视？
两个声音在他脑子里打架，打得很激烈，谁也不让谁。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日光灯。灯管有点老了，一直在闪，一亮一灭的，频率很快，像一个人的眼皮在不停地眨。
他盯着那盏灯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开始发酸，才收回目光。
他拿起手机，看到白天齐发来的一条消息：“老大，晚上下班没事吧？一起喝点？”
他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弯了一下。
这厨房里，还是白大侠最靠谱。
他回了两个字：“好的。”
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
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太阳正在往西边沉，把天边染成一片橘红色。远处的建筑在暮色中变成了剪影，轮廓模糊，像用铅笔画出来的，线条不清晰，但大概的形状能看出来。
停车场上，有几辆车正在驶出，车灯亮着，像两只发光的眼睛，在暮色中慢慢移动。
他想起很多年前，福满楼二次改造，重新开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停车场。那时候停车场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地，下雨天全是水坑，客人来了都没地方停车。他写了报告，申请把停车场硬化，报告递上去，没人理。他又写了一份，还是没人理。他写了第三份，亲自送到集团总部，亲手交到了当时的总经理手里。
三个月后，停车场硬化了。
现在的停车场，铺着整齐的水泥，画着白色的停车位线，车来车往，方便得很。
但那时的感觉，和现在不一样。
那时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人听，做的事有人看，付出有回报，努力有结果。
现在他觉得，自己说的话没人听，做的事没人看，付出是应该的，努力是分内的，做好了没人表扬，做坏了没人批评——因为根本没人关心你做没做。
他叹了口气，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开始处理那些文件。
不管怎么样，日子还要过，班还要上。
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
其他的，随它去吧。
他拿起笔，在进货单上签了字，又翻到下一份文件——人员考勤表。他的目光落在熬添啓和田艳香的名字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提起笔，在熬添啓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休”，在田艳香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病休”。
然后把文件合上，放在“已处理”的那一摞上面。
他看了看墙上的钟——三点五十。
还有十分钟，就该上班了。
他靠在椅背里，闭上眼睛，想眯一会儿。
但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停不下来。
晚上九点，福满楼的后厨终于安静下来了。
最后一拨客人走了，最后一张单子结了，最后一个盘子洗了，最后一个锅刷了。风机还在嗡嗡地转着，但声音比白天小了很多，像一个人在打了一整天的仗之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灶台上的火全关了，锅铲挂在架子上，刀具插在刀架上，调料罐盖着盖子，所有的一切都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整整齐齐的，像一支刚结束操练的军队，列好了队，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员工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厨房，有的骑电动车，有的等公交，有的步行回家。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下班后特有的松弛感——眉头展开了，肩膀塌下来了，步伐变慢了，说话的声音也轻了，整个人像一件被拧得很紧的湿衣服，终于被松开了，水分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外渗。
孙兆云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他关了灯，锁了门，站在走廊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
门是棕色的，上面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厨师长办公室”几个字，纸的边缘已经翘起来了，贴了太久了，胶水干了，粘不住了。
他伸手把那几个翘起来的角按了按，按下去，又翘起来，再按下去，再翘起来。他试了三次，放弃了。
有些东西，按不住就是按不住。
他转身走向后门，走出福满楼。
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和槐花的香味。他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肺里凉丝丝的，整个人清醒了不少。
停车场上的车不多了，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在路灯的照射下，车身反射着橘黄色的光，像几只趴在地上打盹的甲虫。
白天齐站在后门口等他，旁边站着刘大锤和邓凯。
刘大锤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白色的t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一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鞋带系得很紧，一看就是特意换的。他的头发也洗过了，还打了发胶，一根一根地竖着，像刺猬的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去喝酒，倒像去相亲。
邓凯还是穿着那件灰色的卫衣，牛仔裤，运动鞋，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着他的笔记本——他有个习惯，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笔记本，随时记下孙兆云教他的东西。
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孙兆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觉得有用，怕忘了，就记下来。
白天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胸口，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衫，领子翻在夹克外面。
他的头发有点长，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他用手捋了捋，刚捋顺，风又吹乱了，他又捋了捋，又乱了。最后他放弃了，任由头发在风中自由地飞舞。
“老大，”白天齐说，“叫个车还是走着去？”
“去哪儿？”孙兆云问。
“就前面那条街，新开了一家烧烤店，味道不错，环境也行，走路十分钟。”白天齐指了指前方，“不用打车，走走就到了。”
“溜达溜达，走吧。”
四个人并排走在人行道上。
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地面上，像四个巨人并排走着。偶尔有车从旁边的马路上驶过，车灯照亮了他们的脸，又暗下去，亮了，又暗了，像是在给他们打拍子。
刘大锤走在最左边，白天齐在他旁边，邓凯在白天齐的右边，孙兆云走在最右边。四个人走的节奏不太一样——刘大锤步子大，走得快，走了几步发现把别人落下了，就放慢脚步等一等；邓凯步子小，走得慢，总是落在后面，然后小跑两步跟上来；白天齐和孙兆云走得比较均匀，不快不慢，保持着稳定的节奏。
走了大概十分钟，到了一家叫“老地方”的烧烤店。
店不大，也就七八张桌子，门口摆着一个炭火烤炉，炉子上的肉串滋滋地冒着油，白烟袅袅地往上飘，混着孜然和辣椒的香味，在夜风中弥漫开来。店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木质的桌椅上，看起来很有烟火气。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肚子圆滚滚的，像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他正忙着烤串，看见四个人走进来，抬头喊了一声：“几位里面坐！”
四个人找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来。孙兆云坐在最里面，面向门口，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在哪儿，都要坐在能看见门口的位置，说这是当厨师长养成的毛病，得看着门口，才知道什么人进来了，什么菜该上了。
白天齐坐在他对面，刘大锤和邓凯坐在两边。
一个二十来岁的服务员走过来，手里拿着点菜的本子和笔，脸上带着标准的职业微笑。
“几位吃点什么？”
“先来一箱啤酒，”刘大锤抢着说，“冰的。”
“要冰的？”服务员看了一眼外面的温度，“这天儿不热啊，大哥。”
“喝酒就要冰的，”刘大锤说，“冰的才有灵魂。”
服务员笑了笑，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白天齐接过菜单，翻了翻，开始点菜：“烤羊肉来二十串，烤牛肉来二十串，烤鸡翅来十个，烤脆骨来二十串，烤韭菜来两份，烤茄子来两个，烤金针菇一份，花生毛豆拼一盘，拍黄瓜一盘。”
他合上菜单，看着孙兆云：“老大，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够了够了，”孙兆云摆了摆手，“四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没事，吃不了兜着走。”刘大锤说，“我兜大。”
服务员又笑了笑，拿着菜单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