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局的人在院子里站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
不是因为林栀解释得好，而是因为一只猫。
小歪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猫舍里爬了出来，它拖着没有后腿的半截身子，用两条前腿一撑一撑地挪到院子中间，停在那个白衬衫男人的皮鞋旁边，仰起头，冲他的裤脚好奇的闻了一遍又一遍。
男人低头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变了。倒不是嫌弃，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盯着小歪后半截空荡荡的、拖在地上的身体看了几秒钟，又抬起头看了看院子里其他的猫：缺了一只耳朵的玳瑁、瞎了一只眼的奶牛、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的三花……
这些猫安静地蹲在各自的角落里，没有一只叫唤，没有一只往他身上扑。
“这些猫都是你捡的？”
林栀点了点头，男人沉默了一下，把腋下的公文包换了个手夹着，语气没有刚才那么生硬了：“你这个情况呢，按规定来说，居民区养这么多猫确实不太合规。但我也看到了，你这里是有笼舍的，不是散养。具体情况我回去再看一下条例。”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不过你最好还是控制一下数量，再有投诉的话，我就不太好帮你说话了。”
陈美兰站在旁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她显然是没预料到这个转折，张嘴想说什么，但穿白衬衫的男人已经转身往外走了。
她狠狠剜了林栀一眼，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跟了出去。
白色轿车发动，陈美兰跟着上了车，开走了。
巷子恢复了安静。
林栀站在院子里，低头看了看小歪，小歪已经把脑袋搁在自己的前爪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蹲下来，摸了摸它头顶那块柔软的绒毛，心里涌上一个念头：小歪什么都不知道，但它刚才救了她。
它用它的残缺，替她说了所有她说不出口的话。
周五上午，林栀带着填好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去了社区居委会。
方主任正在办公室里跟一个大妈说话，看见林栀来了，冲她招招手让她先坐。
林栀在靠墙的塑料椅上坐下来，手里攥着那张申请表，表格被她填得密密麻麻的，有些地方写不下了，她还用箭头标着往旁边加了一行。
她这辈子填过很多表格，入职登记表、体检表、银行卡申请表，但从没有哪一张像这张一样，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写自己的人生。
方主任送走了大妈，倒了杯水端过来递给林栀，在她对面坐下。
她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式闹钟，说：“律师下午一点半到，你来早了。”
“我上午没事，就先过来了。”
方主任看看她，又看看她手里的表格，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那本笔记本看起来用了很久，边角都磨破了，鼓鼓囊囊地塞着各种夹页和便签。
“小林，”方主任重新坐下来，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我跟你说点正事，你姨陈美兰，大名是不是叫陈美兰？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名字？”
林栀点头。
方主任的手指在笔记本上慢慢划过，一行一行地扫过去，表情渐渐变得认真起来。
她抬起头看了看林栀，欲言又止。
“方主任，您有话直说就行。”
方主任把笔记本合上，想了想，然后又打开。
这个动作重复了两遍，最后她把本子往桌上一搁，用一种不太符合社区居委会主任身份的直白语气说：“你那个姨，在我们这儿是有记录的。之前她住的那个小区，就有邻居投诉过她，不是一次两次。”
林栀好奇的问：“投诉什么？”
“扰民，她跟她婆婆吵架，大半夜把老人关在门外头，邻居报的警。还有一回，她老公单位的工会来家里慰问，她拦着门不让进，说是老人在睡觉不方便。后来人家发现，老人被她锁在阳台上。”
“这些事情后来都不了了之了，因为她婆婆去世了，但是记录还在。”
林栀觉得自己的后背发凉，她知道陈美兰不好，刻薄、贪财、欺软怕硬，但她不知道陈美兰对自家人也能干出这种事。
“所以，”方主任合上了笔记本，看着林栀的眼睛，“你想把你姥姥的退休金卡拿回来，这个诉求完全合理。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这个姨不会善罢甘休的。她拿捏你们家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突然要打破这个格局，她会闹，会闹得很难看。”
林栀盯着那个笔记本出神很久，小声的说了句：
“我不怕她闹。”
方主任盯着她看了两秒钟，然后点了一下头，没有再说什么。
她把林栀的申请表拿过去仔细看了一遍，指出几个需要修改的地方，又给了她一张社区免费法律援助服务的介绍单页。
做完这些，她站起来拍拍林栀的肩膀，手劲很大，不太像一个坐办公室的居委会大姐。
“下午律师来了，你先别急着说你要起诉什么的。你就问清楚一件事，在老人清醒的情况下，退休金的法定管理人是谁，如果是老人本人，你作为实际照顾人，有没有权利代替老人追索被他人占有的退休金。”
方主任把这段话说完，看到林栀脸上茫然的表情，笑了一下：“听不懂是吧？没关系，下午听律师怎么说。”
下午一点半，律师准时到了。
来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律师，姓杨，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提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双肩包。
她把双肩包往桌上一放，从里面掏出笔记本电脑、保温杯和一沓印着法律援助字样的空白表格，动作利索得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基层工作者。
方主任给她们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就退到了一边，杨律师坐下来，戴上眼镜看了看林栀填的那张表，又抬头看了看林栀本人。
“你简单说一下情况。”
她说话的语气不急不慢，但很干练，一个字都不多。
林栀从头开始说，这一次说得很顺，比她自己想象中更顺。
也许是因为已经对着警察说了一遍，又对着方主任说了一遍，那些事情被一次又一次地讲出来之后，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启齿了。
她说九岁那年兔子被卖掉的事，说妈妈智力残疾的事，说姥姥退休金卡被陈美兰拿走的事，说昨天陈美兰带住建局的人来投诉猫的事。
杨律师从头到尾没有打断她，只是在她说“兔子”的时候略微抬了一下眉毛。
等林栀说完，杨律师把笔放下，往后靠在椅背上，想了几秒钟。
“我们先理一下这里面的法律关系。”
“第一，你姥姥如果神志清醒，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她的退休金是她自己的财产。任何人未经她本人同意占有、使用，严格来说是侵占。她可以随时要求返还，也可以委托你去办这件事。”
“第二，你是她的直系亲属，而且你们住在一起，客观上你在承担照顾责任。如果要走法律程序，你可以申请做她的监护人或者委托代理人。”
她停下来，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第三，你这个案子里最麻烦的不是法律问题，是感情问题。你姥姥站在你姨那边，对吧？”
林栀点头，说不出话来。
杨律师看着她，语气没有变得温和，反而更加直接了：“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走法律途径是可以的，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而且会很消耗。你可能会在程序上赢，但在你姥姥那里，呵呵……”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林栀明白她的意思。
在法律上赢，在亲情上输。
可是，她有什么亲情可以输呢？
陈美兰给过她亲情吗？姥姥那些话让她觉得被爱过吗？
所谓亲情，如果只是一方无底线地索取、另一方无底线地忍耐，那这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叫亲情。
杨律师利落地帮她理了思路：先跟姥姥谈一次，正式地谈，最好有第三人在场做个见证；如果姥姥同意把卡拿回来，让姥姥本人去跟陈美兰说，不需要林栀出面；或者提供老人的书面意愿证明由第三方去跟对方交涉。
如果姥姥不同意，那就看她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不具备，林栀可以去法院申请做监护人，由法庭来指定。
“不管走哪条路，”杨律师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你都要保护好你自己。有些人你跟她讲道理没用，讲法律也没用，除非你手里有比她更大的筹码。”
她顿了一下，转头看着林栀，说了一句比所有法律建议都更让人心里发沉的话。
“你那个姨，以我的经验来看，是在欺负你们家没有能说话的成年人。”
林栀道了谢，走出社区居委会，天色已经有点暗了。
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把杨律师说的话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然后往家走。
平安巷的老槐树在暮色里变成了一团沉默的黑影，几只野猫蹲在墙头上，眼睛亮晶晶的，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院门口，陈秀英正端着一盆水站在那儿等她。
她不知道女儿今天去了哪里，只知道女儿走的时候说“妈我去办点事，你看着姥姥”，于是她就一直站在门口等。
这大概是陈秀英这一辈子做得最好的事情，她等女儿放学，等女儿下班，等女儿回家。
她不懂什么叫居委会，不懂什么叫法律援助，但她懂得站在门口，远远地看见女儿的身影出现在巷子口，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栀栀！”
她看见女儿，开心的冲林栀晃了晃手里的塑料盆。
林栀笑着加快脚步走了过去，接过妈妈手里的盆，牵着她往院子里走，经过猫舍的时候弯下腰数了数，小歪在，橘猫在，三花在，全都在。
“妈，”林栀看着陈秀英说，“我可能要跟你姐姐吵一个很大的架。”
陈秀英没有听懂“很大的架”是什么意思，但她听出了女儿声音里那种从未有过的郑重。
她想了想，用她简单的脑子和简单的心，努力组织出一句完整的话：
“那栀栀赢。”
林栀站住了，她看着妈妈，看着这个智力永远停留在七八岁的女人，在这个黄昏时分、在满院子猫的注视下，对她说了一句笨拙的、坚定的、或许连说话人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的话。
“妈，我会赢的。”
陈秀英歪着头笑了笑，然后蹲下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每只猫的名字。
她记性不好，老是叫错，但她不在乎，猫也不在乎。
林栀站在院子里，打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号码。
那是杨律师临走前留给她的，不是法律援助的热线，而是一个专门做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公益机构。
杨律师说：“如果陈美兰有虐待老人的记录，这个机构可以提供帮助。”
她看着屏幕上的那串数字，手指在拨号键上方悬了一秒，做了个深呼吸。
院墙外，巷子里有谁家在炒菜，油烟味混着桂花的香气飘过来。小歪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爬到了林栀脚边，用它毛茸茸的脑袋蹭着她的脚踝。
电话接通了。
“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姥姥瘫痪在床，她的退休金被我姨拿走了，我姨有虐待老人被邻居投诉的记录。我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办。”
对方的声音很温柔，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您好。您别急，慢慢说，我这边记着呢。”
林栀转身坐在葡萄架下的石凳上，然后从头开始说。
“林女士，我先把您说的信息整理一下，您看看对不对。”
接线员不紧不慢地把刚才的记录念了一遍，条理清晰，时间线准确，念完之后，她问：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是想把退休金卡要回来，还是想追究您姨侵占财产的责任？或者两个都要？”
林栀想了想，说：“我想先把卡要回来，我姥姥每个月吃药换药都需要钱，我现在能勉强维持，我想先走一步看一步。”
“好的。您这个情况，根据我们机构的经验，可以先走协商和调解的途径，如果调解不成，再走法律程序。”
接线员的声音有条不紊：“首先，退休金是您姥姥的个人财产，您姨未经授权擅自占有、使用，在法律上是不正当的。您姥姥如果神志清醒，可以写一份书面声明，授权您作为她的代理人去和您姨交涉，要求返还退休金卡并公开账目。如果您姥姥因为身体状况不方便写字，也可以做口头授权，由您作为见证人记录下来，最好有其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
这是她在杨律师那里就听到过的思路，但此刻从这个陌生接线员的嘴里说出来，让她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对抗陈美兰。
“其次，您刚才提到了虐待老人的记录，如果您能取得相关证据，比如当时出警的记录、邻居的证言等等，这对于后续的交涉或者诉讼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些记录可以证明您姨不适合担任老人的实际照顾人或财产管理人。”
“我去哪里找这些记录？”
“您可以去辖区派出所申请调取出警记录，如果有的话。另外，当时报警的邻居如果还在，他们的证言也有效力。不过这部分……”
接线员的语气变得谨慎了一些：“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困难。”
林栀点了点头，她知道，邻居不一定愿意出面，毕竟邻里之间，很多人不愿意惹事，她心里有数。然后意识到对方看不见，说了一声：“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您刚才提到您妈妈的情况，您妈妈的智力残疾是医学上认定的吗？有没有相关的鉴定材料或者残疾证？”
“有残疾证，很久以前办的。但是……”
她没有往下说。
“但是什么？”
“就算有这个证件，我姨还是经常说我妈是‘傻子’，说她‘累赘’。她在我姥姥面前说，在我面前说，在邻居面前说。我妈有时候能听懂，听懂了就低着头不说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接线员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也软了一点：“林女士，您妈妈的残疾证是她的合法身份证明，也是她可以获得社会救助和保护的依据。这不是任何人的耻辱，更不应该成为任何人攻击她的武器。请您务必保管好这份证件。如果您姨以后有任何侵害您妈妈权益的行为，这份证件就是您维权的重要证据。”
林栀觉得嗓子眼发酸，她张嘴想说谢谢，但说出口的却是另一句话：“你们能帮我什么？”
“我们这边能做的，首先是提供法律咨询。其次，我们可以帮您对接当地的合作律所，安排一次免费的法律咨询面谈。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出具一份公益机构的关注函，发给您所在社区或者辖区派出所，表明我们正在关注这个案件的情况。这层身份有时候能给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
“关注函？”
林栀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是的。这是一份正式的文件，说明我们机构已经介入关注此事，希望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处理。虽然它没有法律强制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看到有第三方机构在盯着，行为会收敛一些。这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手段。”
林栀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暮色已经完全沉了下去，头顶是深蓝色的夜空，几颗星星怯怯地闪着。
她忽然觉得，这通电话像是一根从高处垂下来的绳子，不粗，但够结实，她可以抓着它往上爬一小段。
“我想申请关注函。”
“好的。您需要提供一些基础材料，材料清单我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您照着准备就行。准备好了，我们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出具。”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
“材料齐全的话，大概七个工作日。”
七个工作日，没关系，三十年她都忍了，不在乎再多忍七天。
“谢谢您。”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线员的语气变得轻松了一些，像是一个公事公办的流程走完之后，终于露出了一点人味儿：“加油，您一个人撑这个家很不容易，您很了不起。”
林栀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里，站在院子里半天没动。
她的脸有点烫，不是被夸奖之后的不好意思，而是一种陌生的、不习惯的感觉，有人在认可她。
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听了她的故事之后，说她了不起。
三十年来，她听到的评价从来是另一套说辞：胖，没出息，养一堆野猫，不孝顺，不懂事，白眼狼。
说这些话的都是她的亲人，她用了半辈子时间去消化这些词语，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里问自己：我真的那么差吗？我真的不配被爱吗？我是不是应该再瘦一点，再听话一点，再顺从一点，这样他们就会对我好一些？
长大后她明白了，那些人说她不好，不是因为她真的不好，而是因为她不够听话。
而“听话”这个词，在那些人的字典里，翻译过来就是：把你姥爷留给你的东西，都还给我。
她推开门，回到堂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