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深秋，沈知知从南方回来之后，所里给她调整了岗位。
方教授把植病室新成立的“综合防治组”交给她带，组里五个人，三个年轻技术员，两个助理。沈知知没推辞，接了下来。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南方联防项目的技术框架跟本省的实际情况结合，做了三年的工作规划，报给了所里和农业厅。
十月底，省里批了规划，给了专项经费。沈知知带着组里的人下到五个县做基线调查，摸清各地的土壤、品种、病虫害底数。她白天跑田，晚上在招待所整理数据，周末回省城也是泡在实验室里。组里的年轻技术员起初有点怕她，觉得她要求太严，一个数据对不上就得重跑一遍。干了两个月之后，大家才发现沈知知自己比谁都拼——她下田比技术员早，收工比技术员晚，田间记录本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数据都能追溯来源。
“沈组长，你咋啥都记得住？”一个叫小许的年轻技术员问她。
“田里的事，记不住就白干了。”沈知知头也不抬，继续在记录本上写。
年底，综合防治组交出了第一份年度报告，数据扎实，分析到位。方教授看了之后批了两个字：可用。省农业厅把报告转发到各市农业局，作为明年技术推广的依据。
一九八三年春节，沈知知回沈家村过年。
她拎着大包小包从班车上下来时，村里有几个年轻媳妇在村口井台上打水，看见她，凑过来打招呼：“知知姐回来了？听说你在省里当大官了？”
“没当官，还是搞技术。”沈知知应着，往家走。
院门口挂着新写的对联，红纸黑字，墨迹还新。赵桂芬从灶房里出来，身上穿着沈知知去年买的那件新棉袄，脸色比前几年好了不少，胖了一圈。她接过女儿手里的包袱，笑眯眯地往屋里让。
沈大柱蹲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沈知知，停下斧头，咧嘴笑了笑。他头发白了不少，但身子骨还硬朗，劈柴的力气一点没减。
“爹，我给你带了瓶好酒。”
沈大柱接过酒瓶看了看标签，眼睛亮了：“这酒贵吧？”
“不贵，喝你的。”
沈奶奶坐在堂屋门槛上晒太阳，怀里揣着个暖手的布兜。看见沈知知进来，她眯着眼打量了一会儿，说：“瘦了。省里的饭不好吃？”
“好吃，就是忙。”
沈奶奶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但伸手从布兜里摸出个烤红薯递过来。沈知知接过来，还是热的。
年夜饭桌上，沈家比往年冷清了些。沈大伯一家还在大房住着，但沈宝珠出嫁了，过年没回来。沈三叔一家前年分了灶，自己过自己的。堂屋里只有沈奶奶、沈大柱、赵桂芬和沈知知四个人。菜摆了一桌，鸡鸭鱼肉都有，比饥荒那几年不知好了多少倍。
沈奶奶给沈知知夹了只鸡腿，又给自己夹了一只，低头慢慢啃。赵桂芬和沈大柱碰了碰杯，喝了两口酒，脸上泛着红光。沈知知吃着饭，听母亲絮絮叨叨说村里的事：谁家买了拖拉机，谁家盖了新瓦房，谁家的儿子考上了中专。
“对了，”赵桂芬放下筷子，“你宝珠姐前阵子托人捎话来，说她生了个闺女，让你给起个名。”
沈知知愣了一下：“让我起名？”
“她说你念过大学，有文化。她婆家姓周，她说想让孩子名字里带个‘知’字。”
沈知知沉默了一会儿。沈宝珠的女儿，随她婆家姓周，名字里带个知字。这是沈宝珠在跟她和解，用这种方式。
“叫周念知吧。”她说。
赵桂芬点了点头，把名字记下了。
年后，沈知知回省城上班。临走那天，沈奶奶破天荒送到院门口，站在门槛上看着她走远。沈知知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还站在那儿，小脚踩着门槛，手扶着门框，风吹着她花白的头发。
沈知知转过头，走了。
三月，省里召开农业科技大会。沈知知作为省农科院的代表参加，在会上做了综合防治技术推广的专题报告。报告结束后，省农业厅的副厅长当众宣布：综合防治技术列入全省农业主推技术，明年在全省推广一千万亩。
一千万亩。这个数字在沈知知脑子里转了一圈。从城南大队五百亩示范田起步，到全省一千万亩推广，中间隔了十年。
散会那天下午，沈知知回到研究所，在门口碰见了传达室大爷，说有她一封挂号信。她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的字迹是陆霆渊的，但比平时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
拆开，里面只有一张纸，两行字：
“沈知知，我提营长了。今年可能回省城一趟，到时候去找你。陆。”
沈知知把信收好，上楼回了办公室。她坐在桌前，翻开那本硬壳笔记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十年了，这本笔记本还没用完，每一页都记着日期和事情。她翻到最新一页，写下：
“1983年3月，综合防治技术全省推广一千万亩。陆霆渊提营长，要回省城。”
写完，她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窗外春天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面的文件上，照在她手背上。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推开门，往试验田走去。
田里的麦子正在拔节，绿油油的一片，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地涌向远处。她站在田埂上，把草帽往下压了压，蹲下来查看苗情。
路还长。
陆霆渊是四月中旬来的。
那天沈知知正在试验田里做水稻苗期病害调查，裤腿上沾满了泥，头发用根橡皮筋随便扎着，脸上晒得红扑扑的。传达室大爷跑到田埂上喊她：“小沈！有人找！说是你对象！”
沈知知站起来，看见田埂尽头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陆霆渊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个帆布包，比上次见面时黑了不少，也瘦了，但精神头很好。他远远地看着她，嘴角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