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回到香港之后，先在旺角的酒店里躺了整整一天。不是累，是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需要时间消化。
东京之行的收获比自己预想的要大——订单虽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日本市场的一道门缝。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Yc这个品牌，在日本人的眼里，还只是一个印在吊牌上的符号，没有注册，没有背书，没有法律地位。
自己不能再用一个“半成品”品牌去跟日本人做生意了。
商标注册的事，他在去年底就已经递了申请，但香港知识产权署的流程走得很慢。他亲自跑了一趟位于金钟的政府合署，在柜台前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一个办事员翻出他的档案。
“刘先生，你的申请已经进入公示期，预计六到八个月可以完成注册。”办事员面无表情地说。
六到八个月，他等不了那么久。日本人的订单虽然只有三十件，但那是敲门砖，他必须尽快把品牌正规化，才能在后续的谈判中拿出一个有分量的身份。
他找了一家专门做商标代理的事务所，花了三千块港币，让他们帮忙加急处理。事务所的律师姓郑，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英国读的法律，回到香港开了自己的小事务所。郑律师看了刘湘的申请材料，翻了翻，抬起头说：“刘生，你这个商标注册的范围太窄了，只涵盖了服装类别。你以后要是想做鞋帽、箱包、配饰，还得重新申请。”
刘湘想了想，让郑律师把注册范围扩大到“服装、鞋帽、箱包、配饰”四个类别，多花了两千块。虽然他现在只做服装，但他知道，品牌一旦立起来，延伸是迟早的事。
五月初，商标注册证书终于下来了。刘湘拿到那张印着香港政府徽章的硬纸板时，手指在纸上摩挲了好一会儿。证书上印着两个字母：Yc。下面是注册编号和类别。他把它装在相框里，挂在深圳工厂办公室的墙上，对面就是那面写有“质量第一”的红字横幅。
Yc从今天起，不是他自己印在吊牌上的符号了。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有据可查的、堂堂正正的香港品牌。
品牌有了，接下来是公司正规化。
从深圳工厂开工到现在，刘湘一直是“个体户”身份——在税务上，他以个人名义申报收入，没有正式的公司架构，账目也就是软皮抄上记的那些流水。以前规模小，这样操作没问题，但日本客户做代加工，第一步就是查厂、查资质。没有正规的公司实体，人家连谈都不会跟你谈。
五月中旬，刘湘找到刘富贵介绍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把公司注册的事情办了。公司取名“Yc Fashion Limited”，中文名“以纯时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万港币，分两期缴付——第一期二十万，第二期八十万在一年内到位。他自己持股百分之九十，刘富贵持股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五留给未来的核心员工做期权池。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姓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会计，做这行做了三十年。黄生帮刘湘理顺了账目，从软皮抄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整理出了第一份正式的财务报表。截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底，Yc Fashion Limited总资产约四十二万港币，其中固定资产（设备、厂房装修）十五万，存货十二万，现金及银行存款十五万。负债只有三万多，是应付给面料供应商的货款。
“刘生，你的财务状况不错，负债率很低，现金流也健康。”黄生推了推眼镜，“但是你的公司架构太简单了，连个正式的办公室都没有。你要做日本人的生意，至少要有一个像样的写字楼，哪怕小一点，也要给人看到你是个正规公司。”
刘湘听进去了。他在旺角的一栋写字楼里租了一间两百尺的小办公室，月租三千五。办公桌、文件柜、电话、传真机，一应俱全。他在门口挂了一块铜牌，上面刻着“Yc Fashion Limited”，每天进出的时候看一眼，提醒自己：你不再是一个摆地摊的小贩了，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办公室装修完的那天晚上，刘湘一个人坐在里面，把灯全打开，环顾四周。两百尺的空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它是属于他的——不是板间房，不是摊位，不是厂房里的那张裁床，而是一间正式的、有门牌、有铜牌、有传真机的写字楼。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旺角的夜景。霓虹灯亮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街道染成一条流动的彩色河流。双层巴士从下面驶过，车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像一串移动的灯笼。远处的朗豪坊还没建，那里还是一片旧楼，但街上的热闹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
林佰欣。
刘湘是在深水埗摆摊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的。钟伯有一次跟他聊天，说起潮州人在香港做生意的那些大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林佰欣。
“潮州人，白手起家，从制衣做起，做到上市，做到地产，做到上亿身家。”钟伯嘬着烟，眯着眼睛，“他是我们的榜样。”
刘湘当时没太在意。后来他在刘富贵档口帮忙的时候，听一个客户又提起了林佰欣。
那客户是做服装批发的，说林百欣的丽新制衣在七二年就上市了，从制衣做到地产，又从地产做到传媒，生意越做越大。刘富贵当时插了一句嘴：“林佰欣是潮州人的骄傲，你要是能学到他一成功夫，这辈子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