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11月中旬，闽南，漳浦县下辖的一个渔村。(别问我马刀他们怎么不被清庭查，这个比较敏感，我不想再进小黑屋，再说有钱的话在清庭啥不可能！狗头保命。)
村子叫后厝，百来户人家，靠海吃海，穷得叮当响。村口一棵老榕树，树根都翻到地面上了，底下蹲着几个补网的老汉，看见陌生人进村就不补了，眼睛跟着人走。
马刀没走村口，避免麻烦。
他从后山绕进来的，身边只带了两个人。一个叫阿贵，漳州本地人，闽南话讲得比官话溜；另一个叫铁生，个子矮，但脚程快，专门跑腿送信。
三个人穿的是本地布衣，草鞋，斗笠压得低。马刀腰间别了一把短刀，用布缠着，外头看不出来。
到村里之前，阿贵已经提前三天打过底了。
后厝村有七户人家，男人被卖去南洋做工，至今没有音信。其中三户，男人的名字出现在博斯城的矿工名册里。
马刀手里捏着名册副本，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陈亚水，漳浦后厝人，妻林氏，一子。”
“黄细仔，漳浦后厝人，母郑氏。”
“吴阿根，漳浦后厝人，妻张氏，二女。”
阿贵带路，先去了陈亚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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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的房子在村尾，土墙，瓦片豁了好几块，门口堆着干柴和破渔网。门没关，里头传出小孩的咳嗽声。
阿贵用闽南话喊了一声：“有人无？”
一个女人从里头出来。三十岁上下，瘦，颧骨高，手上还沾着灶灰。看见三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往后退了半步，一只手摸到门框上。
阿贵赶紧说：“阿嫂莫惊，阮是你丈夫陈亚水的工友，从南洋回来的。”
女人不说话，眼睛盯着他们看。
马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信封里有一根红绳。信封上写着“陈亚水寄”，字迹工工整整——矿工登记的时候由文书代写的，但名字是陈亚水自己摁的手印。
“这是你男人的信，和信物。”
女人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她不识字，但认得那根红绳。
她盯着手印和红绳看了很久，手指头在红绳上摸了一下。
女人缓缓的蹲在地上，信捂在胸口，肩膀一直在抖，显然是在哭，但哭不出声。
这时屋里那个小孩跑出来了，七八岁，光脚，鼻涕拖到嘴边，拉着他娘的袖子问：“阿母，你怎了？”
阿贵蹲下来，跟那孩子说：“你阿爸没死，在南洋做工，赚了钱，要接你们过去。”
小孩听不太明白，但“阿爸”两个字他懂，扭头看他娘，又看看马刀，嘴巴张着，不敢问。
马刀没再多说。把信留下，告诉林氏，三天后到县城南门外的客栈去找一个叫“顺记杂货”的铺子，登记手续在那里办。带上孩子，带上能带的东西，路费、船费全免。
走的时候，林氏追出来两步，问了一句：“他……真的还活着？”
“活着。在矿上干活，身体硬朗。”
她没再追了。站在门口，把那封信举到眼前，对着光，又看了一遍那个手印和红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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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黄细仔家。
门关着。敲了半天，隔壁邻居探头出来说：“郑婶去码头帮人洗衣裳了，天黑才回。”
马刀留了信，让阿贵晚上再跑一趟。
第三家，吴阿根家。
这家情况不一样。张氏还在，但人不在村里。邻居说她去年就带着两个女儿搬到县城讨生活了，在一间染坊做帮工。
马刀记下地址，没多留。
后厝村总共待了不到两个时辰，三户人家，落实了一户半。
这就是他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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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刀的两百多人分成十六个小队，散在闽粤两省沿海，从漳浦到潮州，从汕头到湛江，沿着矿工名册上的籍贯一个村一个村地找。
行动规矩是马刀定的，三条——
第一，不准亮明身份。对外只说是“南洋工友会”，替在外做工的同乡捎信带话。
第二，不准强拉人。家属愿意走的登记，不愿意的不催。
第三，所有信物当面核验完毕才算数。信物对不上的不收，防止有人冒充。
阿贵后来跟马刀说：“头儿，咱这活儿比打仗还累。打仗是一锤子买卖，这个得挨家挨户磨嘴皮子。”
马刀没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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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漳浦县城，顺记杂货铺后院。
这铺子是马刀花二十两银子租的，掌柜姓顺，本地人，贪财怕事，给了钱什么都不问。后院搭了个棚子，放了几张桌几条凳，充作登记点。
头三天来的人不多，一天十几个。
都是闽南沿海的矿工家属，拿着信物来的。有些是妻子带着孩子，有些是老人拄着拐，有些是兄弟姐妹来替家里人问情况。
负责登记的是马刀手下一个叫四喜的，写字快，性子耐。
来登记的人自报家门，四喜对名册，核信物，问清楚几口人、身体情况、有没有走不动路的老人小孩。问完之后发一张竹签，签上刻编号，凭签上船。
到第五天，人多起来了。
消息在村子之间传得快。没有人贴告示，全靠嘴传——“南门外顺记杂货铺，有人替南洋做工的捎信回来，还说要接家属过去，不要钱。”
信不信的都来看看。
这天上午，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女孩来到后院。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瘦得跟麻秆一样。女人三十出头，脸上有一道旧疤，从眉角拉到耳根。
四喜问她姓啥。
“张氏，吴阿根的媳妇。”
四喜翻名册，找到了。
“信物带了没有？”
张氏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只木梳，断了半截。
四喜对上了编号，核过，在名册上打了个勾。
“吴阿根人在西澳，身体没问题，在矿区干活。”四喜把核对完的记录念给她听，“你带两个女儿一起走？”
“嗯。”
“家里还有别的人没有？”
张氏摇头。
四喜登记完，照例问一句：“路上要坐很久的船，少说一个多月，晕船、生病都有可能。你想清楚了？”
张氏拉着两个女儿，站得直直的。
“做工的地方，有饭吃没有？”
“管饱，一天三顿。”
“那就走。”
她转身要出去，走了两步又回头，声音压低了：“问你个事——那边……打人不打？”
四喜愣了一下，明白过来了。他看了一眼张氏脸上那道疤。
“不打。”四喜说，“博斯港全是咱华人自己人。”
张氏没再问，领着两个女儿走了。
大女儿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四喜，眼神里说不清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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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潮州那边也开了点。
阿贵带队跑的潮汕一带，情况比闽南还复杂。这地方宗族势力大，外人进村做事得先拜码头。阿贵花了两天功夫，找了个当地的保长搭话，塞了二十块鹰洋，才拿到在几个村子里走动的许可。
招的人里头有一拨特殊的——不是矿工家属，而是孤女寡妇，走投无路的。
头一个主动来问的姑娘姓许，十九岁，父亲三年前出海没回来，母亲去年病死了，就剩她一个。在镇上帮人缝补衣裳，一个月赚不到半两银子。
她是听邻居说的：“有人招女工去南洋，管吃管住，还有月钱。”
阿贵问她：“你一个人？家里没有别的亲戚？”
“没了。”
“不怕被骗？”
许姓姑娘站在那里，手指绞着衣角。她没说怕还是不怕。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我在这儿也活不长。”
阿贵把她登记了。
后面几天，这类人越来越多。有十六七岁的，有二十出头的，有带着孩子的寡妇，有被夫家赶出门的弃妇。来的时候什么行李都没有，手里提个包袱，包袱里头裹着全部家当，翻开一看——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
有个老实巴交的妇人，四十来岁，领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儿。登记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握不住笔。阿贵让她摁手印就行。
摁完了，她小声问：“真的不要钱？”
“真的不要。”
“……不是卖人的吧？”
阿贵没生气。这年头被骗去南洋卖苦力的人太多了，问这话的不止她一个。
“不是。到了那边做工——纺织厂、制衣厂、罐头厂。按月发钱。”
妇人点头，没再说话。她女儿倒是胆子大些，抬头看了看阿贵，问：“那边有学堂没有？”
阿贵被女孩问愣住了，想不到这女孩还知道读书，于是说道：“有学校，免费。”
女孩“哦”了一声，低下头，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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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马刀在漳浦县城后院汇总各路数字。
十六个小队跑了二十天，覆盖闽粤两省沿海三十多个县、三百余村镇。
家属已确认登记：四千七百余人。其中妇女约两千三百，老人约六百，儿童约一千八百。
女工招募登记：三千二百余人。多数是孤女、寡妇、无依无靠的年轻女性。
合计：七千九百人。
马刀把数字抄了一份，用密语重新编写，交给铁生。铁生当天就动身，赶往广府，发电报通知杜克洛准备船只过来。
“还差点。”马刀对阿贵说，“再跑十天，把粤西和闽东那边扫一遍。能到一万就发船。”
阿贵应了。
其实在抵达闽南当日，他便已通过广府城内的电报局，以书本密码发出密电，经辛加坡中转传回博斯，言明南海海盗猖獗、移民船行船艰险，恳请钟途遣派炮舰北上，与杜克洛调集的商船在闽南外海汇合，全程护航船队西返。
马刀把名册锁进铁箱，吹熄油灯。
窗外是闽南腊月的夜，潮声从远处传过来，一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