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天，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开业的消息传到香港那天，顾长根正在办公室里看各厂报上来的季报。
白玲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大公报》，头版右下角登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新闻，旁边配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交易所门口挤满了人。白玲把报纸摊在顾长根桌上，手指点了点那张照片。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了。内地的股票市场算是正式起步了。集团要不要凑个热闹？”
顾长根把报纸拿起来看了两遍，放下之后想了想：“集团不缺钱，上市融资的路子在香港已经走通了，上海那边暂时用不着。但有一件事可以做——让爱琴的财务咨询公司去上海设一个分所，专门帮内地企业做上市前的财务辅导。上交所刚开，内地企业想上市的多，懂财务规范的人少。爱琴那边有经验，正好赶上这波。”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给爱琴打个电话。”
顾长根又想起一件事：“另外，让老周去上海跑一趟，看看交易所那边有没有什么机会。我们不上自己的股票，但可以帮别人上。内地的国营大厂想上市，缺的是财务规范和管理咨询。老周在上海待了几年，人头熟，让他去摸摸情况。”
老周去了上海，跑了半个月，回来跟顾长根汇报：“交易所那边现在只有几只股票，都是小盘股。但排队等着上市的企业不少，大部分是国营厂改制过来的。这些厂想上市，得先做股份制改造，财务要规范，管理要透明。大部分厂子在这方面没经验，找不着人帮忙。爱琴的财务咨询公司要是去上海设分所，专门做上市前的财务辅导，生意应该不差。”
顾长根听完，把顾爱琴叫到了香港。
“爱琴，上海交易所开了，内地企业排队上市。你的财务咨询公司去上海设一个分所，专门做上市前的财务辅导。客户不用愁，老周已经摸过底了，排队等着上市的企业多得很。”
顾爱琴想了想：“上海分所可以设。但有一条——内地的会计制度和香港不一样，上市辅导得按内地的规矩来。我那边得再招一批懂内地会计制度的人。”
“招。工资从集团走，算集团的投资。分所赚了钱，集团分一半，你分一半。”
顾爱琴把话记下来，一个月之内就在上海设了分所。招了二十个本地会计，又请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两个退休教授当顾问，专门给员工培训内地的会计制度。第一个月就接了五家企业的单，都是排队等着上市的国营厂。顾爱琴给顾长根打电话说：“爸，上海分所的生意比深圳还好。内地企业想上市的太多了，懂财务规范的人太少。我这二十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还得再招。”
顾长根在电话里开了口：“再招。上海分所扩到五十个人，不够再扩。”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后，深圳那边的证券交易所也在筹备。顾长根把顾爱琴叫过来：“深圳交易所开了之后，深圳的企业也想上市。你在深圳的分所也得扩，专门做深圳本地的上市辅导。”
顾爱琴把话记下来：“深圳分所已经在扩了。招了三十个人，专门做上市辅导。”
到了1990年秋天，顾爱琴的财务咨询公司在内地已经有了三个分所——深圳、上海、北京。员工加起来超过一百人，客户超过两百家。上市辅导的业务占了公司收入的一半，另一半是常规的财务咨询和税务规划。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爱琴报上来的季报，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爱琴这丫头，比我当年强。我当年做生意靠的是胆子大，她靠的是脑子细。财务咨询这块生意，她做得比我稳。”
白玲在旁边开了口：“爱琴那边确实稳。三个分所，两百多家客户，一年能做几千万的流水。但有一个问题——她那边的人手不够，培训跟不上。招进来的人得培训三个月才能上手，培训完了还留不住。内地的人才流动快，干两年就跳槽。”
顾长根想了想：“让爱琴跟集团的培训中心合作，把培训这块外包给集团的培训中心。培训中心专门给集团各条线培训员工，多培训一批会计出来，爱琴那边直接招现成的。”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跟爱琴说，让她跟培训中心签个协议。”
到了1990年底，集团的培训中心在东莞的训练营旁边又租了一块地，专门做员工培训。培训中心分三块——技术培训、管理培训、财务培训。技术培训给各厂培训技工，管理培训给各厂培训厂长和车间主任，财务培训给各条线培训会计和财务人员。培训中心一年能培训两千人，各条线缺什么人，直接从培训中心调。
顾长根有一次去东莞看培训中心，站在教室里看学员上课，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培训中心这块，以后是集团的人才库。各条线缺什么人，从培训中心调。培训中心缺什么人，从内地招。招进来培训三个月，培训完了直接上岗。这样集团扩产的时候，不用到处挖人。”
白玲把话记下来：“培训中心的二期工程已经动工了，明年能扩到一年培训五千人。”
顾长根点了点头：“五千人够用一阵子了。另外，让培训中心跟内地的几所大学合作，搞一个定向培养的计划。大学毕业生进培训中心培训半年，培训完了直接分配到各条线。这样集团招人的门槛就高了，招进来的人素质也好。”
白玲把话记下来：“那我回去就跟培训中心的负责人说，让他去找几所大学谈。”
到了1991年春天，培训中心的定向培养计划签了五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五所大学每年给培训中心输送三百个毕业生，培训中心培训半年之后分配到各条线。第一批毕业生培训完了之后，各条线的负责人抢着要，有的条线一个人都没抢到，跑到顾长根那里告状。
顾长根把各条线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开了个会：“培训中心的第一批毕业生，各条线都想要。但人只有三百个，不可能平均分。我的想法是，谁缺人最急，谁先挑。缺人不急的，等第二批。”
各条线报上来的缺人情况，工业线最急，纺织线和电子线各要五十个，机械线要三十个。消费品线那边，茶楼和酒店各要二十个，奶粉厂和金店各要十个。剩下的五十个，分给财务和外贸。
顾长根把数分下去，各条线按需分配，签了一年的用人合同。第一批毕业生上岗之后，培训中心的负责人给顾长根打了个电话：“老板，第一批毕业生上岗之后，各条线反馈都不错。有几个表现好的，已经提成车间主任了。”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的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顾长根正在深圳看写字楼的装修进度。
白玲从香港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少见的兴奋：“长根，你看今天的报纸了没有？南巡讲话，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深圳这边已经传开了，街上的工厂都在扩产，内地那边的政策口子比之前松了一大截。”
顾长根把电话挂了之后，让人去买了一份当天的《深圳特区报》，站在工地的脚手架下面看完了整篇讲话。他把报纸折好，转头对跟着来的高晋说了一句：“回香港。开会。”
当天晚上，太平山顶的庄园里，各条线的负责人全到了。顾长根把那份《深圳特区报》往桌上一摊。
“南巡讲话，你们应该都看到消息了。内地的政策又要松一大截，胆子大的先上，胆子小的只能跟在后面捡剩的。我们胆子不小，步子也不能慢。各条线报一下，接下来一年想怎么扩。”
秦淮茹先开了口：“我的茶楼已经开了十五家，广州五家，深圳四家，北京两家，上海三家，海口一家。南巡讲话之后，内地商业地产的租金涨得快，我准备趁现在还没涨到头，再开十五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各开三家，成都和杭州各开一家。地点已经看好了，就等签约。”
顾长根点了点头：“茶楼是现金流的好生意，开得越快越好。但有一条——你开得快，管理得跟得上。总店长下面再设几个区域经理，一个区域经理管五家店，别自己一个人盯。”
秦淮茹把话记下来。
李秀兰接着开了口：“我的辣酱厂在湖南和四川各有一个，日产加起来十万瓶。南巡讲话之后，内地超市开得越来越多，辣酱的需求量涨得快。我准备在河南再建一个厂，专门做北方市场。河南的辣椒便宜，人工也便宜，建厂成本比湖南还低两成。”
“河南厂建起来，日产提到多少？”
“日产五万瓶。三个厂加起来日产十五万瓶，够覆盖华北和华中市场。”
顾长根点了点头：“河南厂的钱从集团出，算集团的投资。”
陈雪茹开了口：“我的工作服厂在深圳有三个分厂，日产工作服五千套。集团各厂的工服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另外，深圳和东莞那边的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都来找我做工服，外单占了一半。我准备在东莞再开一个分厂，专门做外单，日产三千套。”
“东莞的分厂，地租了没有？”
“租了。在长安镇，离深圳的厂子不远。设备从香港运过去，下个月就能投产。”
徐慧珍开了口：“我的酒店在深圳两家、广州一家、上海一家、三亚一家，一共五家。南巡讲话之后，内地的商务客流和旅游客流都在涨。我准备在北京和杭州各开一家，北京做商务酒店，杭州做度假酒店。另外，我想把三保酒店的品牌统一起来，挂集团的牌子，找专业的管理公司来管。”
顾长根想了想：“管理公司找哪家？”
“香港的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叫雅联，专门管中小型酒店，在东南亚有几个项目。我谈了三个月，他们愿意接。条件是管理费按营收的百分之五收，另外利润分成一成。”
“签。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管，你只管投资和选址。”
霍雨桐开了口：“我的奶粉厂在内蒙古和新疆各有一个，日产加起来八吨。婴儿奶粉的生产线去年投产了，卖得比普通奶粉好。南巡讲话之后，内地的母婴店开得越来越多，婴儿奶粉的需求量涨得快。我准备在黑龙江再建一个厂，专门做婴儿奶粉，日产三吨。”
“黑龙江的奶源够不够？”
“够。那边的牧场比内蒙古还大，奶价还便宜一成。”
顾三妮开了口：“我的金店开了十二家，广州三家、深圳三家、上海两家、北京两家、海口一家、杭州一家。南巡讲话之后，内地人买金首饰的越来越多，金店的生意涨了四成。我准备再开八家，成都、重庆、武汉、南京各两家。另外，深圳的黄金加工厂扩了两条线，现在能自己设计款式了，不用全从香港进货。”
顾长根点了点头：“金店开得快是好事，但黄金的进货渠道得管好。各店的黄金库存要联网，哪家店缺货，从最近的店调，别各店各进各的。”
顾三妮把话记下来。
顾大妮开了口：“我的家具厂在佛山有两条线，做实木和板式。南巡讲话之后，内地盖新房的越来越多，家具的需求量涨得快。我准备在成都再建一个厂，专门做西南市场。成都的家具配套厂多，板材和五金件能就近买，成本比佛山还低一成。”
“成都厂建起来，产能提多少？”
“产能翻一倍。佛山和成都两个厂加起来，一年能做五万套家具。”
顾长根把各条线的扩产计划加了个总：茶楼十五家、辣酱厂一个、工作服厂一个、酒店两家、奶粉厂一个、金店八家、家具厂一个，加上工业线那边的扩产，总共要投三亿港币。集团账上的现金够用，不用额外融资。
“行。各条线按计划走，钱从集团按月拨。另外，让爱国那边把海外网点也扩一扩。南巡讲话之后，内地的出口量肯定要涨，海外的网点得提前布局，别等货到了港口才发现没地方卸。”
顾爱国从新加坡飞回来，参加了第二天的会。他把海外网点的扩产计划摆了出来：中东的达曼港再租一个泊位，非洲的蒙巴萨港建一个仓库，南美的里约热内卢港建一个堆场，澳洲的丹皮尔港再修一条铁路支线。四个项目加起来投五千万美元，集团出七成，当地合作方出三成。
顾长根翻了翻计划，批了钱。
到了1992年秋天，各条线的扩产计划全部落地了。茶楼开了三十家，辣酱厂日产十五万瓶，工作服厂日产八千套，酒店开了七家，奶粉厂日产十一吨，金店开了二十家，家具厂年产五万套。工业线那边，纺织厂、电子厂、机械厂各扩了一轮，内地的厂子总数超过了一百五十家。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条线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把笔放下：“今年前三季度，集团的总利润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南巡讲话之后，内地的生意好做得不得了。”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生意好做，抢的人也多了。内地现在到处都在招商引资，各条线都在扩产，竞争越来越激烈。下一步得把集团的牌子打得更响，让客户认准三保这个牌子。另外，让各条线把产品的档次往上提一提，别光拼价格。价格战打到最后，谁都赚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