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哲说到这里，立即顿了顿，语气冷澈而清醒道：“王羽深知，土地兼并乃天下历代的顽疾，触及万千世家豪强之根本。”
“谁若是先提出均田、分田，谁便会成为天下世族的公敌，被群起而攻之。”
“他之所以将这田亩制度的政治蓝图，暗中送到我黄巾手中，便是算准了我军本就与世家势不两立，无退路可走。”
“让我黄巾先行推行此策，一是用我军吸引天下世家的全部怒火，替他承受最猛烈的围剿与打压；
二来，是让我军在乱世之中先行试验，哪些可行、哪些生乱、哪些容易触犯众怒、哪些深得民心，桩桩件件，都会成为他日后的经验。”
苏哲望着帐外沉沉夜色，一字一顿：“等到天下混战、世家与黄巾两败俱伤，朝廷威信皆失之时，就是他王羽挥师一统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便已有了前车之鉴，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弊者而改之，以最稳妥、最成熟的法度，一举解决土地根本，坐稳天下，收尽民心。”
张角身躯微震，闭目长叹，半晌才涩声道：“好算计……好一个借局布势。”
“我等轰轰烈烈，到头来，竟只是他棋盘上先行落子的试剑石。”
一想到这里，张角对王羽的忌惮更深了。
如果王羽在这里的话，恐怕会直接拍手叫好，因为苏哲的猜测，已经猜中了七八成，他确实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不过，更多的还是让黄巾军作为试金石。
王羽再怎么说，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哪怕他知道民心的重要性，但在这个民智未开的时代，所谓的民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真正掌握时代脉搏的人，还是属于精英阶层。
而所谓的民心，正是由这些精英阶层进行操控。
诸如大泽乡起义，黄巾起义，哪怕网上吹得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哪一个不是精英阶层弄的，若是换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是能够做到一番地步，但最终的下场，不过是被别人摘桃子罢了！
就比如李自成，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
当然了，这个时代的老百姓，在未开启民智的情况下，虽然非常容易受到蛊惑，但那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但凡有一条活路，又有哪个顺民愿意揭竿而起。
而历朝历代的造反事业，又跟土地脱不开关系。
毕竟，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天下之民，十之七八皆为耕稼之人，农事兴衰，直接牵动着国运的根基。
而对千千万万老农民而言，土地便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活命之根、血脉所系，故而土地之归属、分配、得失，从来都是王朝治乱最核心的命脉所在。
土地安，则人心定、天下稳。
土地乱，则流民起、社稷倾。
纵观历代兴衰，莫不印证此理。
唐代初立的时候，推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无地者安身，百姓勤于耕作，仓廪渐实，这才有有贞观之清明、开元之鼎盛，万国来朝，富庶一方的景象。
明初定鼎，明太祖朱元璋强力裁抑豪强、清丈田亩、惩办兼并，使百姓最终有田可耕、有粮可食，国用充足，民生殷实，天下得以休养生息。
反之，一旦豪强兼并成风，良田尽入权贵巨室之手，贫苦农人无立锥之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天下必然动荡。
在原本的历史中，秦亡于资源分配不均，汉倾于豪强兼并，晋毁于奢靡腐朽。
看似各有乱象，但是根由却如出一辙，那就是天下的田产，尽入权贵私门，百姓无立锥之地，终至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当民生无路、秩序尽毁，纵有无比煌煌的基业，也必在烽烟四起中土崩瓦解，王朝更迭，不过是这千年顽疾反复发作的必然结局。
正因如此，历代举义者，无不以土地为号，收拢人心。
北宋钟相、杨太以“等贵贱，均贫富”为帜，为无地贫民争生路。
明末李自成高举“均田免粮”的大旗，一呼百应，饥民从者如云。
等到了晚清时期，太平军领袖洪秀全颁行《天朝田亩制度》，并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政治理念，直击农人最深切的渴望，将农民对土地的执念，化作席卷半壁江山的滔天巨浪。
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个朝代，百姓对土地的渴望，都刻于骨髓、深于血脉，谁能让耕者有其田，谁便能得民心、安天下。
谁若纵容良田被蚕食、百姓被倾轧，谁便终将自食恶果，覆灭于民心离散之中。
在这个时候，只要出来一位能力很强的精英阶层，就能将这股民心收为己用，最终形成了足可燃烧天下的燎原之火。
而苏哲此次弄出来的《天国田亩制度》，和王羽与王腾父子共同修改研究的《天朝田亩制度》，本质上其实差不多。
而苏哲能够根据王羽提供的政治蓝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改，最终符合黄巾军的情况，这里面还离不开两个人。
一个是经过强化之后的洪秀全。
而另一个，就是洪秀全的军师冯云山了。
历史上的南王冯云山，本是太平天国真正的奠基者与定盘之人。
论军政才略，他既能深入底层传道聚义、搭建起太平军最初的组织骨架，又懂治军安民、定规立制，是少有的兼具实干与远见的核心人物。
论格局气度，他不贪权、也不内斗，行事沉稳公允，是太平军中唯一能调和洪秀全、杨秀清矛盾、稳住人心的关键。
可这样一个文武兼备、有方略、有底线的压舱石，自始至终都被洪秀全与杨秀清暗中猜忌、处处掣肘，尚未等到一展长才、真正主导大局，便在征途上猝然“意外战死”。
他壮志未酬，一身的经略与治国理念终究没能来得及施展，便随乱军烟尘一同消散。
也正因如此，太平军缺少了一个航标，在攻下南京之后，便没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