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载坖的这个看法，太子自然是有自己的想法，按照朱载坖对于大明现行体制的改革，内廷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即便是司礼监这些原本的内廷强势衙门，现在也基本上都在皇帝的掌控之内，而朱载坖现在要进一步扩充对于内阁的权力，这自然是使得太子有一些想法的。
太祖废除宰相，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太祖皇帝主要是考虑前代的宰相权柄过重，对于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扩充内阁权力，是否会造成前朝的权相情况的重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朱载坖对太子说道：“近来处理政务，有什么感受啊？”
太子自然是感觉累，每天批答奏疏，召见重臣，几乎已经占用了太子全部的时间，还不用说处理其他的庶务，这还是朱载坖在处理很多重要事情，尤其是有关军务重视的情况下，但是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又是无法避免的，这点太子还是很清楚的。
朱载坖对太子说道：“人主以一身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此先朝之制也。”
朱载坖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宰相制可以废，但是掌丞天子、佐理万机、协调百官之宰执机构的政治职责并没有因为宰相制的废除而消亡。皇帝不可能亲自处理政务，集权不能过度，这点是最为重要的。朱载坖认为要懂得抓大放小，对于皇帝来说，什么最重要，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朱载坖认为官军和钱粮是最重要的，纵观朱载坖即位以来的一系列措施其实主要就是在围绕着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就是钱粮赋税，朱载坖通过开海和鼓励工商业等方式，成功的将大明的赋税由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进行了转化，而推动了大明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财政得到了极大的好转。
而朱载坖则是大规模的开展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的促进大明经济的发展。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军事，整顿官军，改革大明军事制度，建立军官培养体系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都是朱载坖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不夸张的说，朱载坖对于大明官军实施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朱载坖认为，这些是皇帝必须加以关注的事情，所以朱载坖单独成立军机处和其下属的各个总署，就是要将官军的指挥、管理等权力从文官中剥离出来，官军必须始终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只要皇帝能够控制官军，就不可能出现权相这种事情。
而且即便是朱载坖给内阁扩充权力，也主要是在行政权力上，有部院在内进行牵制，科道利用监察权予以制约，而随着咨议机关的建立，咨议院作为民意机关，一样可以对于内阁加以制约，而在大明舆论的制约是非常强的，之前科道为什么这么强势，主要就是因为掌握了舆论。
所以朱载坖认为，内阁专权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皇帝需要内阁承担部分宰相的行政职权，这样才能够保证朝廷的持续发展，朱载坖当然很清楚，历代先帝在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们需要内阁为自己办事，却又不能给内阁过大的权力以免影响自己的权威，随着政治现实的需要，先帝们内心亦或多或少地渴望相权的存在，但是限于祖宗之法不可易，先帝们也只能闪烁其词，不能明确。
而以首辅为代表的内阁阁臣处于核心权力层中的夹生位置，他们饱受儒家“修齐治平”的熏陶，胸怀满腔政治抱负，却面临着身外诸多制约，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长此以往，对于国家来说绝非好事。
相比于权相，朱载坖更加担心的是内阁的不作为，由于内阁的这种尴尬处境，很多时候阁臣都很难施展抱负，因为对于阁臣来说，尽管在皇帝的支持之下，可以行使部分的宰相权力，甚至能够做到权压六部，但是一旦致仕或者是身死之后，是很容易因此遭到报复，甚至是清算的。
这也是朱载坖之前为什么对于非议张居正等首辅的科道言官予以重惩的原因，朱载坖并不是不知道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在为政上或多或少是有问题的，他们也都培植自己的党羽，并且用自己的政治盟友或者是党羽担任朝廷要职，这样才能够控制住朝廷，贯彻自己的意志。
同时为了巩固权位，他们也必须排除异己，这些事情朱载坖并非不知道，但是如果放任这些对于重臣的清算，对于朝廷来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长此以往，内阁辅臣们为了保证自己日后不被清算，自然是不敢轻易的行使权力，一切以所谓的舆论、公议为主，内阁反而被科道等加以牵制。
这才是朱载坖最担心的问题的，所以这次王锡爵借京察大计提出对于科道进行改革，限缩科道的权力，由科道独立行使监察权，但是不再允许科道随意干涉行政，这点朱载坖是支持的。除此以外就是对于大明的整个中央官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建立以内阁为核心的行政体系。
此事确实是极为重大的，即便是朱载坖，之前虽然也早就加以思考了，但是也一直不敢轻易的实施，因为大明祖制不准复设丞相，朱载坖是不能明面上予以违反的，到底采取怎么样的形式对于内阁加强行政权力，这点是朱载坖多次思考的问题。
朱载坖对太子说道：“国家纪纲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统归于朝廷，阁臣则参机务、备顾问者。若于诸司之事全不与闻，何以理政？阁臣以平章政事为职，而用人则政事之大者。故文官自京堂、武官自参将以上，部臣亦与阁臣商量，此先朝之旧制也，并无不妥。别论归柄六曹，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余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所贵责人而任之，此为政之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