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将自己的意图和太子、太孙们说明白了之后，自然也是要告诫他们为政之要，在各个机构和衙门中搞制衡自然是皇帝要做的事情，但是该牢牢抓在手里面的东西也是必须要清楚，钱粮与兵权，是必须掌握在手中的，两者缺一不可。
朱载坖仔细的给太子和太孙讲明其中的道理，若是只有财权而轻视兵权，则财权亦不可保，而若是掌握兵柄而没有钱粮，则兵亦不可驱使也。
所以对于皇帝来说，兵柄和财权，一样也不可缺少，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对于怎么掌握财权和兵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财政一事来说，无非开源与节流两个大的问题，朱载坖这么多年，主要做的是开源的事情，不管是经略倭国，还是开海等事情，主要是扩张朝廷的财源，但是朱载坖也很清楚，往后开源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对于朝廷来说，节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节流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抑制贪腐，朱载坖没有太祖皇帝那么大的心思，肃清贪腐，朱载坖自问自己没那么大的本事，只能够尽可能的抑制贪腐，当然朱载坖也有自己重点，对于仓储备荒、太仓、军储、军需等事项的贪腐，朱载坖的态度是极为严厉的，一经发现就是严惩。
同时就是对于地方州县官吏的贪腐，也必须要予以严惩，朱载坖为此还专门问道：“太子、太孙以为，大明之大患，在于何也？”
这点确实是使得太子、太孙有些为难，如果是三十年前，这个就好回答了，南倭北虏，都是大明的大患，尤其是北虏，对于大明构成了沉重的威胁，但是现在，倭？倭都成了大明的倭奴都统使司了，虏，现在谁去撺掇顺义王袭扰大明，顺义王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孙子捆起来交给云中办事大臣，免得大明误会。
所以现在外部的这些蛮夷，对于大明所能够造成的威胁是很有限的，太子就说道：“父皇，大明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也。”
对于太子的这个想法，朱载坖也是很认同的，朱载坖示意太子继续说，太子也赶紧说道：“儿臣以为，大明之大患，在于内，在于流民，在于贪官污吏。”
太子经年处理政务，对于大明的现状是很清楚的，随着大明工商业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工场，这些人自然是促进了大明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隐患，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很多人在故乡已经没有土地了，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退路了。
有恒产者有恒心，其实大明的很多官员，尤其是东南、闽粤出身的官员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危险之处，王锡爵上任伊始就向朱载坖提出了这个问题，苏松现在是大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大量的人口云集苏松，他们都依靠在工场做工维持生计。
但是工场主这种物种，懂得都懂，属于路灯的专属挂件，各种压榨工人的事情常有发生，而地方官府往往却不能够有些的作为，想来也是正常的，这些工场主们宁愿将大把的银钱拿去贿赂官吏，也不会给这些工人们增加工资的。
王锡爵等人对于此事是深感忧虑的，吏治败坏，纲纪荡然，地方官府公然袒护这些豪商、工场主，这是要激起民变的，要知道这些工人和流民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用工作罢了，一旦没有这个工作，立马就沦为流民，这是要出大事的，流民作乱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王锡爵刚刚上任首先就是要整顿吏治，同时命令户部等衙门降低物价，保障民生，都是为了缓和现在日益尖锐的矛盾，虽然王锡爵出身于豪商之家，但是王锡爵见事明白，决不能将这些工人逼上绝路，流民作乱，在乡野之间，朝廷大可以从容调集官军，加以征缴。
但是一旦这些工人作乱，府州郡县，祸起肘掖之间，有可能直接摧毁朝廷的行政体系，使得朝廷彻底瘫痪，而且一旦在府州等地作乱，即便是朝廷迅速调集官军加以征剿，难度也是极大的，所以太子认为，现在的大名，内忧才是最可怕的。
朱载坖自然也是很赞同这些观点的，朱载坖对太子、太孙说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至理之言也。朝廷为政，必抑豪强而抚百姓，这些豪商工场主等，今日之豪强也！”
对于这些人，朝廷肯定是要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同时必须保证工人的权益，防止他们沦为流民，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也是关系到大明安危的大事。
朱载坖之前就命令虞部向大明现在工商业的情况加以统计，然后在太子、太孙看，现在大明的工人超过千万，看似不多，但是非常之集中，主要在北直、辽东等地的朝廷官营工场之内，还有就是南直、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工场之中。
在这些地方的府州县城当中，大量的工场和工人都聚集其中，苏松等地更是环绕府城和各个县城都是工场，这些工场聚集了大量的工人，他们有工作，自然就是朝廷的顺民、良民，但是一旦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是报酬不足以养活自己的话，那他们就是祸乱的源头，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
所以朱载坖对他们说道：“以此千余万精壮劳力，非是朝廷官军所能抗衡者！”
虽然大明官军所向披靡，但是朱载坖很清楚，要是真的到了那个地步，官军一样济不了事的，所以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才能够保证大明的稳定。
这不仅仅是朱载坖的问题，也是太子、太孙必须要牢记的，大明皇室不和豪强、豪商、工场主为伍，这点是朱载坖要让太子、太孙明确记住的。
而在之后，就是处理李廷机案了，都察院已经派出了钦差去拘提李廷机了，同时锦衣亲军也将相关的情况具奏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