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机这次是被当成了典型来惩办的，锦衣亲军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李廷机树碑建祠的相关情况，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官员为了讨好这些南吏部的天官而为他树碑建祠，但是锦衣亲军的调查报告也说明了，李廷机本人确实没有什么贪污受贿的行为，甚至是很多官场的陋规，李廷机也没有接受，为官还算清廉，在负责的考察事务上，也算是比较公正的。
都察院的钦差将李廷机以及为李廷机树碑建祠的这些官员都拘提到都察院，经过详细审断之后，都察院也向朝廷奏报了审理的结果，李廷机确实没有在其中有贪墨的行为的，同时这些树碑建祠的事情，也确实不是李廷机所直接授意修建的。
这些碑刻、生祠等建筑，主要是地方官员们为了讨好李廷机所建立的，李廷机在事前确实是不知情的，这点有口供和锦衣亲军的相关奏报作为依据，但是都察院在详细讯问之后，也得到了一些对于李廷机极为不利的事情。
首先就是李廷机是知道地方上的这些树碑建祠活动的，但是李廷机并没有加以制止，这点对于李廷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就是虽然李廷机自己不承认给予这些为他树碑建祠官员在考察上的好处，但是这些官员们是明确承认自己为李廷机树碑建祠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考察中获取好处，并且顺带都察院还查出了其中有贪墨行为和动支国帑为李廷机树碑建祠的行为，这些对于李廷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除此之外就是资金的来源，这些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情，除了一部分胆大包天的官员敢于动支地方留存钱粮之外，大部分的官员都是通过向当地的豪商富户摊派所筹集的钱粮，所以据此，都察院认为此案已经查明，涉案的李廷机等一系列官员，以及相关的富户，都构成为大臣上言德政罪，请求吏部注销其官籍，移送大理院审断。
都察院的奏疏被朱载坖先下内阁商量，王锡爵召集法司官员们于内阁，与辅臣们一道商量此事，对于都察院的这个意见，内阁首先是询问法司和吏部的意见，都察院显然是认为李廷机等涉案的官员触犯大明律，应当注销官籍，移送大理院审断。
吏部尚书赵志皋认为，地方这些官员确实是触犯了大明律有关奸党的相关规定，应该予以严惩，但是李廷机毕竟事前不知情，在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减轻处分，不移送法司。
但是赵志皋的这个看法遭到了左都御史温纯的坚决反对，温纯认为李廷机虽然事前确实是不知情，但是在事后对于此事采取了放纵的态度，这就说明李廷机在主观上是希望有人为其歌功颂德的，李廷机在发现有人为其树碑建祠之后，既没有上报朝廷请求制止此事，也没有去信地方官员，要求停止此事，而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其心昭然若揭。
所以都察院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李廷机在此事上确实不是主犯，但是他放纵这些地方官员为自己歌功颂德，也绝对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都察院的建议是以为大臣上言德政罪共犯将之起诉，大理院卿萧大亨也赞同都察院的意见，刑部尚书蔡献臣则是认为虽然李廷机有罪，但是国朝有八议的规定，应当详列其后，在大理院审断的时候加以参考。
王锡爵听取了各个部院的建议之后亲自拟票道：“李廷机沽名钓誉，放纵歌功颂德，实系触犯大明律，案涉诸官皆当以为大臣上言德政律严惩，并及涉事士绅，李廷机国朝三品，素有功劳，亦在八议之中。”
王锡爵的这个拟票还是很有水平的，首先明确了李廷机和涉案的官员们是构成了为大臣上言德政律，但是由于李廷机事前并不知晓，所以并非此案主犯，与案涉诸官一道以共犯论处，同时为了惩处树碑建祠的行为，将这些为其出资的士绅也加以严惩，同时也指出李廷机有八议的情节，可以减轻处罚。
所谓八议，在修订的大明律例集结中也重新明确规定了：议亲，指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议故，谓故旧。 在本朝专指开国、靖难功臣。
议贤，谓有大德行。
议能，谓有大才业。
议功，谓有大功勋。
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
议勤，谓有大勤劳。
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依大明律，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法司衙门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现在的问题就是李廷机在八议之中属于哪种，议贵肯定是有的，但是议功是否存在，这是内阁无法决定的事情，所以王锡爵也不敢擅自说明李廷机是否符合议功的条件，只能够请朱载坖决定。
朱载坖也当即予以御批答复了：“李廷机系三品，着依议贵律减等处罚，议功者，必有军功也，其余案涉各犯，俱依奸党律下为大臣上言德政律从严论处。”
按照朱载坖的命令，王锡爵迅速指令吏部注销案涉各官的官籍，同时由都察院派出检事御史向大理院提起公诉，依奸党律惩处案涉各犯，这些人犯也被从都察院狱移送刑部天牢看押，等待大理院审断。
这次对于朝廷官员来说，震撼还是极大的，奸党律在成祖之后已经没有皇帝再用了，没想到朱载坖再次启用奸党律，而且这些不仅仅是涉案的官员被惩处，连这些出资的士绅，也一并依奸党律被都察院给起诉了，可见此事的要命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