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鼓励混改的时候，民资的入场门槛确实不高，只要有钱有关系就能入场，很多中小型企业趁着混改的东风分了一杯羹。
但随着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腐败案件频发，国资委在去年的十月底，印发了相关的指引文件，正式收紧混改审批和门槛。
反映在实务层面上，就各地的国资委主动压缩项目数量，尽调、审批流程明显变长，准入门槛明显提高。
在全面收紧的情况下，陈锦年还能和地方规划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关系未免也太硬了吧，这已经远超普通企业在地方的影响力了。
“不是国有参股，生鲜配送是民生保障性行业，不可能由民企绝对控股，大概率是国有控股或者国资相对控股。”
陈锦年纠正了一下企业的表述。
国有参股、国有控股和国资相对控股，看似是一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反映在股权上，就是天差地别。
宗家大小姐能从前年就正式打入娃哈哈核心体系，主动谋划全盘接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娃哈哈是国有参股企业，其第一大股东上城国资只占有46%的股份，低于宗家和职工持股会的54%，没有实际经营支配权。
这导致娃哈哈成为事实上的家族企业，董事长的位置和董事会内的多数席位，长期由宗家把持，日常经营、人事、渠道、子公司布局全部由宗家决定，而品牌贬值、利润外流、资产减值、审计等责任却需要第一大股东上城国资程度。
这种权责的极度不对等，是特定时代遗留下的产物，有巨大的风险隐患，不可能才轻易批准类似的企业出现。
“这不要紧，参股和控股主要关系的是接班人的问题，以你的年纪，短期内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甚至先参股再控股，我觉得他们都能接受的，只要约定好时间就行。”
杨诚没在股权问题上纠结。
国资选中某人来合作，有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国资和政府信得过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资拥有实际经营的支配权，也不会过多干涉公司的实际运营。
国资的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真正预防的只是传承风险。
而以陈锦年的年纪，近几十年内是没有这种风险的，是参股还是控股，对合作的影响并不大，甚至算不上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想知道的是，你真能决定由哪家律所来接手这个案子，而且只负责一个区的配送，应该算不上中型批发企业，达不到准入门槛。”
一个区的市场当然很大，但国企是不能垄断的配送的，需要把市场给其他的二级三级商让出来，让其他小商能存活，营收自然不会特别高。
“一个区是有点面前，所以不只是临安，还要包括江州的一部分，嗯，未来的话，可能也有余杭的一部分。”
杨诚点了点头。
假如在算上一座地级市，那营收肯定是远超中型批发企业的营收门槛的。
“所以你能定律所。”
“可以，我和两个地方的关系都不错，只要你们律所能做这个案子，且不会给出夸张的要价的话，我可以保证案子到你们手上。”
此话一出，压力直接落到了杨诚的肩上。
国资民资成立合资平台的案子，不是普通律所能接的，当然，杨诚担任合伙人的律所，在业界也经营不少年了，肯定是符合接案子的门槛。
只是类似的案子，他们在北京接的确实很少，要是一个没接好，没有露脸反而把屁股给露出来，那乐子可就大了。
别说在杭州开分部了，估计在整个长三角，都不可能混的下去了。
纠结一番后，杨诚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锦年，你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这次是得是失，就纯看你叔的本事能不能趟过去了。”
“叔，没有那么夸张。”
陈锦年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
“对于这家公司，我没有太多的利益诉求，能占多少股份，能不能成，我都不是很在意，要不是区里找到我，我甚至不会插手这件事。”
“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完成一个这样的案子，对你们开拓杭州市场可是大有裨益的。”
杨诚端起浓茶抿了一口。
自从坐到合伙人的位置上，杨诚已经好久没被其他人画过大饼了，猛然间被喂了一口，还有点不适应。
“你现在，可越来越像一个老板了。”
“是吗，那我可得赶紧改改了，我可不想活成我最讨厌的样子。”
陈锦抬起胳膊，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然后往后一躺，倚在座椅靠背上。
“叔，你们刚从北京过来，咱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聊到疫情，杨诚的表情就变得严肃了几分。
“不太好，前段时间和封城差不多，最近好了些，但也只是稍微松了一些，路边的大量商铺依旧是关门歇业的状态，这说吧，现在北京市区都不限号了，可想而知有多冷清。”
陈锦年挑了挑眉梢。
沿街商铺关门他不觉的奇怪，可要说连限号都停了，那是真的很严重的，毕竟就北京那交通压力，能把限号给放开，就说明路上压根没有多少通勤车辆。
“而且人员管控的力度也不一样，我们来杭州，只要码是绿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回北京，绿码是没用的，只要是回北京，就要实行两周的居家隔离，本来负责配送是人手就严重不足，现在还在在额外配送那些需要居家隔离的，人手就更紧张了。”
杨诚也很难评价强制两周的隔离政策对不对，从防疫的角度上，确实没问题，但是从实际的角度看，问题还不小。
月初就紧张的人手，都到月末了，依旧得不到缓解。
要不是北京的买菜习惯是少次多量而非一天一次，后台的订单早就爆炸了，也不会勉强运转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