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是马语课，马语老师姓阿里，是个四十来岁的马人，穿着白色的衬衫，裤子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林慧玲带头站起来说了一句“Selamat pagi，cikgu”，阿里点了点头，示意大家坐下。
阿里翻开课本，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转身看着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大马的历史，谁来说说，大马是怎么独利的？”
班上几个大马学生举了手，阿里点了一个叫法蒂玛的女生。
法蒂玛站起来，声音很脆，像是背课文一样把独利的过程背了一遍。
“1957年8月31日，大马联合邦脱离约国殖民统治，正式独利，拉曼担任第一任首相……”
阿里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坐在角落里的林慧玲。
“林，你说说，华人是怎么来到大马的？”
林慧玲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华人在汉代就开始移居大马半岛，主要从事贸易和采矿。19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作为劳工来到大马，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
阿里听完，皱了皱眉。
“你说的这些都是殖民者的说法，实际上，华人是‘外来者’，是被约国人带来打工的。”
“马人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林慧玲的胸口像是被人捶了一拳，她没有反驳，低下头，坐了下去。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几个马人学生笑了起来，笑声不大，但像针一样扎在林慧玲的心口上。
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每次上马语课都会听到。
老师们说“华人是外来者”的时候，语气像是在念课文一样平常，好像这就是真理，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解释。
下课后，林慧玲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趴在桌上，没有哭，但眼眶红了。
王美芳走了之后，她在这个班上连说话的人都没了。
剩下的几个华人同学都不怎么说话，下课就低着头看书，谁也不看谁，像是怕眼神接触会带来什么麻烦。
林慧玲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
操场上有几个马人男生在踢球，球滚到场边，一个华人小男生跑过去帮他们捡球，踢球的男生冲他喊了一句什么，那语气像是在使唤佣人。
小男生把球丢过去，低着头跑开了。
林慧玲把目光收回来，翻开课本。
课本是大马教育部统一编的，历史书上写的是“马人优先”，写的是“华人是移民”，写的是“华人的经济地位过高，需要调整”。
每一页都像是在告诉她，你不是这里的人，你不属于这里。
她把课本合上，放在桌角，眼睛盯着封面上的《大马历史》，看了很久。
——
隆市的另一边，华人新村。
这个新村是五十年代建的，那时候约国殖民者为了对付马赤游击队，把散居在森林边缘的华人强行集中到新村里面。
还用铁丝网围起来，晚上不准出门，出入要登记。
后来马赤解散了，铁丝网拆了，但新村还在。
住在新村里的，大部分是锡矿工人，还有橡胶园工人和做小生意的华人。
房子是木板搭的，一家挨着一家，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
雨季的时候，路面上全是泥巴，走路要踩着砖头过去。
刘金福今年六十多岁了，是新村里最老的一批住户之一。
他在橡胶园干了四十年，割胶割到手都变形了，手指头弯着伸不直。
他老伴早走了，儿子在缅国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
家里就他一个人，养了一只狗，黄色的土狗，脏兮兮的，但很通人性。
天还没亮，刘金福就起床了，他没有闹钟，天亮不亮看窗户外面就知道了。
他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看着巷子里的邻居们忙忙碌碌地出门。
隔壁的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出来，孩子哭得哇哇响，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往外走，赶着去工厂上班。
工厂在隆市郊区，骑摩托要四十多分钟，她每天都这个点出门。
刘金福喝完茶，站起来去喂狗。
狗趴在门口，看到他过来，摇了摇尾巴。
他把剩饭倒在狗盆里，狗立刻埋头吃了起来，吃得呼噜呼噜的。
他摸了摸狗的头，嘴里念叨着。
“吃吧，吃吧，就剩我俩了。”
巷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是隆市正负贴的，用马文写的。
刘金福不认得马文，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马文，比如“我要吃饭”、“这个多少钱”、“别打我”。
他叫邻居阿坤帮他看了，阿坤说告示上写的是——新村的地要被正负征用，三个月内，所有住户搬走。
刘金福听完，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说话。
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了屋，把门关上。
他在屋里坐了一整天，没有出来。
邻居们担心他出事，敲门问了几次，他才把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
“没事，就是想静静。”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他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许他在想，他的儿子在缅国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在那边站稳脚跟。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就是累了。
——
隆市的夜，来得很快。
六点钟天就暗了，茨厂街的夜市还没开始，但气氛已经不对了。
平时这个时候，摊贩们已经陆陆续续把摊位支起来了，炒粿条的铛铛声、叫卖水果的吆喝声、食客们聊天的喧哗声，能把整条街吵成一片。
但今天晚上，茨厂街安静得吓人。
街口的几家店铺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
地上还有昨晚上砸碎的玻璃碴子，在路灯下闪着光。
几个马人青年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绕来绕去，引擎声轰轰的，有时候停下来，看着街道两边的华人店铺，像是在数有几家还开着门。
阿坤站在自己的水果摊后面，手攥着一根木棍。
那根木棍是从工地上捡来的，削成了趁手的长度，一头还缠了布条，握起来不扎手。
他不是好斗的人，但昨晚上福记杂货店的事让他害怕了，怕到要拿着棍子才能安心。
“阿坤，收摊了，回去吧。”
隔壁卖海鲜的周老板朝阿坤喊了一句。
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福州人，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海鲜，脸晒得黑红黑红的，嗓门大得能盖过整条街的噪音。
但今天他的声音不大，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
阿坤摇了摇头。
“再等会，还有人没来拿货。”
周老板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他把自己的摊位收了，卷帘门拉下来，上了锁。
然后他走到阿坤的摊位旁边，看了看那根木棍，又看了看阿坤的脸。
“棍子不管用，人家手里是刀，你拿根棍子有什么用？”
阿坤没有说话，他知道周老板说得对，棍子确实不管用。
但他只能拿这根棍子，棍子再不管用，也比空手强。
摩托车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次是三辆，并排从茨厂街的南头开进来，速度不快，但引擎声很大，轰隆隆的，像是打雷。
三辆车上坐了六个人，都是年轻的马人，戴着摩托车头盔，穿着黑色的夹克。
他们在街中间停下来，六个人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东张西望。
阿坤攥紧了手里的木棍，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那六个人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阿坤的水果摊上。
其中一个人伸出手，指了指阿坤的方向，跟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
几个人笑了起来，然后慢慢朝这边走过来。
阿坤的腿在发抖，但他没有跑，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的腿软了，跑不动。
就在那六个人距离阿坤不到十步远的时候，一辆警车从街口拐了进来，警灯没亮，但警笛短促地响了一下。
那六个人看到警车，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上了摩托车，轰隆隆地开走了。
警车慢慢开过来，在阿坤面前停下。
车窗摇下来，里面坐着一个马人警员，四十多岁，留着胡子，一脸的不耐烦，用马语问了一句。
“这么晚了，还不收摊？”
阿坤用蹩脚的马语回他。
“马上收，马上收。”
警员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木棍，目光在木棍上停留了两秒，然后移开了。
车窗摇上去，警车开走了。
阿坤松了一口气，手里的木棍差点掉在地上。
周老板走过来，帮他把摊位收了，两个人把水果一箱一箱搬上三轮车，水果箱堆得高高的，摇摇晃晃的。
周老板这时问道。
“明天还来吗？”
阿坤想了想。
“来，不来，吃什么？”
周老板没有说话，他把卷帘门锁好，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朝阿坤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巷子里的灯一灭，整条茨厂街就暗了，只剩下路灯昏黄的光，照在空荡荡的石板路上，照着地上那些碎玻璃碴子，一闪一闪的，像眼泪。
第二天早上，茨厂街的夜市摊主们发现，有几个摊位被人泼了油漆。
红色的，在地上摊开，像一滩一滩的血。
一个卖鱼丸面的老伯蹲在地上，用抹布擦那些油漆，擦不掉，油漆渗进了石板的缝隙里。
老伯抬起头，看着阿坤。
“阿坤，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阿坤没有回答，他把木棍别在三轮车上，蹬着车子往摊位方向骑。
晨风吹在脸上，带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
他忽然想起自己刚来隆市那年，十八岁，在茨厂街找了一份杂工，一个月挣一百二马币，住在店后面的小隔间里。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那是他自己的。
每天早上起来，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茨厂街的烟火气，人声鼎沸，热闹得不像话。
那时候他以为，只要肯干，总会有一天能在这条街上站稳脚跟。
二十年过去了，他确实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摊位，有了固定的客人，每个月能存下一点钱。
但他站得不安稳，鞋底下是碎玻璃，头上是随时会砸下来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