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市的清晨，天还没亮透。
张德发在自家咖啡店里忙活着，灶台上的水烧得咕嘟咕嘟响，水蒸气把整间铺子熏得暖烘烘的。
他是粤州人，来大马二十年了，在隆市开了这间咖啡店，卖些炒粿条、虾面和咖啡。
附近几条街的华人工厂工人都认他这个店，便宜管饱，味道也正。
“德发叔，来一份炒粿条，加辣。”
门口进来的是阿强，姓林，大名林国强，在锡矿上干活，三十来岁，晒得黑黝黝的，一身腱子肉。
他是本地生的华人，祖籍潮州，会说流利的粤语、潮州话、华语，还有一口带着潮州腔的大马话。
张德发应了一声，手里的锅铲翻得飞快。
粿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加了一大勺鱼露和辣椒酱，香气一下子蹿出来，飘满了整间铺子。
林国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拿起桌上的一份华文报纸随便翻了翻。
头版是华校又被关了，又是哪里的华校关了，哪里的校长被抓了。
他把报纸翻过去，不想看，看了心烦。
“德发叔，”
林国强点了一根烟，烟雾从他鼻子里喷出来。
“昨晚上茨厂街那边又出事了，你知道吗？”
张德发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了？”
林国强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睛。
“又有人来砸店，三更半夜的，十来个人，拿棍子把福记杂货店的玻璃全砸了，还抢了收银柜里的钱。”
“福记老陈报了警，警局来了两个人，转了一圈，说‘没看到嫌疑人’，就走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明摆着就是那帮人干的，警局就在两条街外，他们能不知道是谁？”
张德发没接话，把炒好的粿条倒在盘子里，端过去放在林国强面前。
他没有马上回去，而是在林国强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茨厂街的街口，早上七点多，人还不多，几个卖菜的华人老头已经把摊位摆好了，撑着遮阳伞，坐在小凳子上等着客人来。
“德发叔，你说我们这样下去，还能撑多久？”
林国强夹了一筷子粿条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说话含混不清。
“我老婆昨晚上跟我念叨，说想搬去爪瓦。”
“她说爪瓦那边华人能当兵能当官，孩子在那边上学也不用担心被欺负。”
张德发没有立刻回答，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
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像是灰色的幽灵在空中飘荡。
“去爪瓦？你知道去爪瓦要花多少钱？你有那个钱吗？”
说着，他看了一眼林国强。
“我要是年轻二十岁，我也去，现在？跑不动咯，老了。”
林国强把嘴里的粿条咽了下去，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
“那也不能就这么等着挨欺负啊，昨天福记老陈店里，那帮人砸店的时候，老陈的儿子在楼上睡觉。”
“听到动静下楼，被推了一把，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一条胳膊。”
“警局的人来了，连笔录都没做就跑了。”
林国强把咖啡杯往桌上一搁，发出一声闷响。
“德发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学学爪瓦那边的华人？人家手里有枪，谁敢欺负他们？”
张德发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声音闷闷的。
“爪瓦？爪瓦的华人是胡振邦带着他们打出来的。”
“我们大马的华人有什么？就有几条枪？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站起来，转身走回灶台，手里的锅铲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
他没有回头，但林国强能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也许都有。
福记杂货店门口，血迹还留在台阶上。
那是昨晚上留下的。
福记老陈的儿子陈志明从楼梯上滚下来，后脑勺磕在台阶的棱角上，流了不少血。
老陈用抹布擦了，但擦不干净，血迹渗进了水泥台阶的缝隙里，暗红色的，像是怎么擦也擦不掉的伤疤。
陈志明吊着胳膊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右手打着石膏，用绷带挂在脖子上。
他的脸色很不好看，苍白，嘴唇上没什么血色，眼睛死死盯着街对面的马人茶摊。
那茶摊的老板是个二十来岁的马来年轻人，正翘着腿喝茶，不时往这边瞟一眼，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老陈从店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放在陈志明旁边的凳子上。
“吃了吧，别想那么多。”
陈志明没有看那碗粥。
“阿爸，我不想去医院，去了也没用，医院里的人都是他们的人，去了也是受气。”
老陈蹲下来，看着儿子。
“不去医院，你的胳膊不要了？”
陈志明低下头，不说话了。
他今年二十四岁，在隆市的华文中学读到毕业，约文和马文都不错，本来想考大学。
但大学不收那么多华人，名额都给了马人。
他的成绩比那些大马学生好一大截，但还是考不上，因为名额不够。
后来他就不考了，在店里帮父亲干活。
老陈站起来，转身走回店里。
他的背影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
他在店里站了一会，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瓶药酒，拿了两回才把那瓶酒从底下抠出来，手抖得厉害，不是老，是气。
“阿爸，”
陈志明在外面喊了一句。
“我想去爪瓦。”
老陈手里的药酒差点掉在地上，他拿着酒瓶走到门口，看着儿子。
“爪瓦？你去爪瓦干什么？”
“打工，阿坤上个月去了，说那边工资高，也不用看本地人的脸色。那边华人开的工厂多，要人手。”
老陈没有说话。
他蹲下来，把药酒放在地上，拧开盖子，倒了一些在掌心里，搓了搓，然后轻轻按在儿子肿起来的肩膀上。
陈志明疼得龇了一下牙，但没有叫出声。
“去吧，”
老陈的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
“你要想去，就去。”
陈志明愣了一下，他以为父亲会反对，会骂他，会说什么“根在这里、不能走”之类的话。
但老陈什么都没说，就是低着头帮他揉肩膀，一下一下地揉，动作很轻。
街对面，那个大马年轻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看了陈志明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嘴里哼着歌，调子很轻快，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陈志明盯着他的背影，指甲掐进掌心里，生疼。
隆市警局，局长办公室。
韩沙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报告上写着“茨厂街福记杂货店被抢事件”，后面跟着几行字——嫌疑人未查明，案件正在调查中。
他把报告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正在调查中”几个字下面划了一道横线，批了一个字。
“阅”。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事情。
底下的人已经按捺不住了，大马青年团的那帮人，三天两头去华人区闹事。
有时候是砸玻璃，有时候是抢东西，有时候就是纯粹去吼几嗓子。
警察看到了，也不管，因为警局里从上到下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去抓自己人。
韩沙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是我，茨厂街那边这几天盯着点，不要搞太大，但也不能冷下来。”
“火候要控制好，不能烧到我们自己头上。”
电话那头的人说了几句什么，韩沙“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隆市的天灰蒙蒙的，不知道是要下雨还是烟霾。
远处的双子塔工地还在施工，塔吊的影子在灰白色的天空中显得格外孤独。
韩沙在想一件事，万一复兴军真的插手怎么办？
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但他知道一件事，米酱那边给了支持，不管是真是假，至少现在看上去是真的。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起桌上那份报告，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塞进了抽屉里。
福记杂货店的事，就这样结了。
没有人被抓，没有人被问，没有人道歉。
第二天，隆市的华文报纸在角落里登了一小段消息——茨厂街一杂货店遭抢，店主儿子受伤。
就这么多，没有嫌疑人，没有动机，没有后续。
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噗通一声，沉了，然后水面恢复了平静。
但水面下的暗流，从来就没有停过。
——
隆市，中华中学门口。
早上七点半，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校门。
中华中学是隆市为数不多的华文独立中学之一，不接受政府津贴，全靠华人社团和华人商会的捐款撑着。
学校不大，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
操场边上立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大马国旗，风吹过来，旗子哗啦啦地响。
林慧玲是中华中学的高中生，今年十七岁，扎着马尾辫，穿着一身白色校服，背着书包走进校门。
她是班长，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一，数学尤其好，老师说她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
但林慧玲自己知道，她考上大学的希望很渺茫。
不是成绩不够好，是大学的配额不够。
大学的招生有固打制，大马人占五成五，华人和阿国人加起来才四成五，这还是纸面上的数字。
实际上，在医学、法律这些热门专业里，大马人的比例能占到八成甚至九成。
所以，华人学生成绩再好，也只能去挤剩下的那一点点名额。
所以很多华人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去考大学，直接去星洲或者去爪瓦打工。
林慧玲的同班同学王美芳，上个月刚办完手续，准备去爪瓦投奔亲戚。
王美芳走的那天，林慧玲去送她，两个人在车站哭了一场。
王美芳当时告诉她。
“姐，你别考了，考也考不上，跟家里说说，我们一起去爪瓦吧。”
林慧玲没答应，她还想试试，她总觉得，成绩好总会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