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吧？”桃儿也有些焦急。
“没办法，只有等。”阿福说，“万一雨停了，天放晴了，路况自然就好了。如果雨一直不停，咱们就算想回去，也回不去。”
桃儿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浅，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温柔。
“好。”她说，“都听你的。咱们再住两日。这两日，你就好好歇着。天塌下来，还有东家顶着呢。等回了长安，你想歇都没得歇了。”
阿福也笑了。他把桃儿揽进怀里，下巴抵在她的头顶。窗外的雨还在下着，哗哗地落在湖面上。
但这一刻，画舫里安安静静的，只有茶壶里的水汽袅袅地往上升，把两个人的身影都暖在了一片氤氲里。
念兰轩后门出去，穿过一条窄巷，再走几步，就是茶仓。
大雨把茶仓门口那条平时就不算热闹的巷子冲刷得干干净净，青石板路面积起了一层薄薄的水膜，映着路边院墙和念兰轩的影子。
茶仓的大门紧闭着，门板上包着铁皮，雨水顺着头上的拱券滴下来，在大门前汇成两条小河。这样的雨天，门口连野猫都见不着，只有几个披着蓑衣的影子偶尔匆匆而过。
茶仓里头，却是另一番光景。
张继和韩揆站在仓库中央，面前是一张铺开的大舆图。舆图上标注着长安四通八达的官道和几条主要的山间小路，红色的墨线表示已经通行的路线，黑色的墨线表示尚未勘探的路线。
被雨水打湿过的地方有些发皱，但字迹还算清楚。
张继双手撑着桌沿，眉头紧锁，目光在舆图上来回扫着。韩揆站在他旁边，一言不发，双手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抬起，眼睛盯着舆图上的某一点，不知道在想什么。
“韩师兄，还是不行。”张继先开了口，“这雨下得太大了。咱们往洛阳去的那支车队，前天晚上出发，按说昨天中午就该到华州了。可现在还没消息。往太原的那支更悬，要过三处渡口，雨天水涨船晃，一个不好就得翻。这种天气继续运货，跟拿命去赌有什么区别？”
韩揆没有马上接话。他依旧盯着舆图，过了好几息才缓缓地说：“不能停。”
“我知道不能停。”张继的嗓门不自觉地高了起来，“可眼下不是想不想停的问题，是能不能走的问题！这雨要是再下两天，渭河都要涨水了。届时渡船停摆，你派的那些车队，全得困在半道上。现在把人叫回来，顶多淋一场雨。再等下去，连叫都叫不回来了！”
“货比人重要。”韩揆说。
他这话说得很轻，但张继听了差点没跳起来。
“韩师兄！你这话可不对！东家不是这么教咱们的！货没了可以再置办，人没了——”
“我说的是，”韩揆打断他，终于转过头来，看着他，“货在长安比人在半路重要。供货一旦断了，念兰轩、兰香坊、若兰饮，全都得停业。停一天，损失的是几百上千两银子，还有那些眼巴巴等着买茶买酒的客人。东家把物流交给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不能停。不能停的是长安的供应。车队的命，我比你看得更重。所以我才坐在这里，想一个两全的办法。”
他说完，转身走到一边的茶炉前，给自己倒了一碗冷茶，仰头灌了下去。张继站在原地，张了张嘴，到底没再反驳。
他跟韩揆相处了小半年，心里清楚，这个人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是想透了才说的。他说不能停，那就一定有不能停的道理。只是眼下这个道理，他一时还找不到解。
“我找个人看看吧。”一道沉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两人回头，便见杜甫从阶下走了上来，身上披着一件半旧的青布蓑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已经湿得透透的。
他进了屋，摘下竹笠，在门口抖了抖水，又接过萧叔子递来的布巾擦了擦脸，然后走到舆图前，低头看了一会儿。
“杜院长。”张继和韩揆同时行礼。
“这雨啊，看着大，却未必会再下多久。”杜甫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舆图上轻轻划过，“昨日我出城去了一趟浐水边，见河里的水涨得并不厉害。看这雨势，多半再有一两日也就过去了。若要动，就等后天一早，从东南先动。东南官道地势高，积水容易散。北线再等一等，不急。”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这是我跟城外一位老农打听了半天的结果。他说这雨像极了开元二十三年那场秋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前后不过五日光景。”
张继和韩揆对望一眼，都没有说话。但两人脸上的神色，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下来。
“那再等两日。”韩揆最终拍板，“长安总店的供应，我先从茶仓调一批。给洛阳和太原的车队去信，让他们就地休整，不要硬来。”
“我这就去写信。”张继说。
杜甫点点头，给自己也倒了一碗茶。茶是半温的，喝进肚里却踏实。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茫茫的雨幕，轻轻叹了口气。
“这雨，也算是老天爷给咱们提了个醒。生意做得再大，也得看天的脸色。往后，还得在城外多设几个中转仓。雨雪一来，就近补货，不至于断供。”
张继和韩揆同时转过头来，看着杜甫。韩揆难得地接了一句：“杜院长这个提议，我记下了。等天晴了，我就去找东家商量。”
杜甫笑了笑，不再说话。窗外的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
长安这场雨，一下就是二十多天。
我记不清上一次见到这种雨是什么时候了。准确地说，我穿越到唐朝这么些时日，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雨。
它不像夏天的雷阵雨，轰隆一阵就过去；也不像秋天的绵绵小雨，细细地飘上半天就收。这场雨像一床湿透了的棉被，从天上直直地压下来，把整个长安城都闷在了水汽里。
起初几天，人们还觉得只是天气反常。街坊邻里见了面，还互相打趣，说“这雨怕是龙王喝多了”。到了第十天，没人说笑了。
到了第十五天，街上的积水已经能没过人的脚踝，有些低洼的坊巷，水都漫到了膝盖。到了第二十天，整个长安城都变了样。
这场雨灾，在后来的史书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天宝十二载秋八月，关中大雨，京城垣舍颓坏殆尽，人多乏食。玄宗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
寥寥数语，背后是几十万人在泥水里挣扎了一个月的惨状。而我，就站在这段历史的正中间。
每天我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看，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灰蒙蒙的画面：雨丝从天上无穷无尽地筛下来，桂树被浇得抬不起头，院子里那些原本开得正盛的秋海棠早就被打成了烂泥。
排水沟成了小溪，日夜不停地往坊外哗哗淌水。偶尔有一两个家丁披着油布从院中跑过，踩出一串乱糟糟的水花。
再远一些，邻家的屋顶腾起一层白茫茫的雨雾，把飞檐和瓦当都衬得模糊了，像是眼睛前面蒙了一层薄纱。
先是米价。起初涨得还算温和，一斗米从三十文涨到四十文，大家顶多抱怨两声。又过了几天，米铺门口开始排起长队，从清早排到天黑，可轮到后头的人时，米已经卖完了。
有人揣着钱在街上跑，跑遍了东市西市，最后空着手回来，蹲在门口不出声。后来官老爷们坐不住了，几个坊正带着差役在米铺前维持秩序，可越维持越乱。
再后来，米价直接翻了倍，从三十文涨到了六十文，还买不着。
再就是房子。长安城的下层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茅草屋。这样的房子，晴天看起来还像回事，可叫二十天的雨水一泡，墙脚先软了，接着是屋顶漏水，再接着，就有房子开始塌。
先是一间两间地塌，人还当是偶然。到了第十八天，有些坊里同时塌了十几间，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
灾民开始往高处跑。长安城地势最高的地方，除了宫城，就是兴庆宫一带和国子监附近。我们李府地势不算最高，但也淹不着。可那些住在城南永宁坊、通济坊的百姓，水已经漫到了门槛里。
他们把能卷的铺盖卷了，能抱的孩子抱了，拖家带口地往北边拥，往东边拥，往所有地势高一些、能遮雨的地方拥。一时间，长安城的坊巷里到处是披着破油布的人影，每个人都湿透了，每一张脸都是灰败的。
在这场雨第五天的时候，张继、杜甫、韩揆三人冒着雨来到了李府。
他们到的时候，我刚从崇文尚武堂回来。崇文尚武堂已经上不了课了，有些孩子家住的巷子被水断了路，根本出不来。
朱放和岑参商量之后，挂了个“雨灾停课”的牌子在门口，但先生们都没闲着，天天在学堂里盘算着怎么帮附近的受灾百姓。我那天去看了一趟，回来时身上湿了大半。
三人被阿东直接领进了书房。张继走在前面，身上的靛蓝色长袍湿成了深蓝色，头发紧紧贴在脑门上，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被雨浇透了的鹤。
杜甫跟在后头，一件灰布衫子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脸色不太好看。韩揆依然是一身黑衣，湿透之后更显得身形瘦削，像一截浇了雨的铁。
“东家。”张继进门就喊了一声，也顾不上施礼，“这事不妙啊。”
我让阿乙去煮姜汤，又让阿丙去拿几条干布来，然后才问：“慢慢说，什么事？”
三人对视了一眼，张继先开口：“这场雨要是再这么下去，李氏商行的运输就全垮了。韩师兄刚才从城外回来，往洛阳去的那条道已经被水淹了三段。泾水涨得厉害，渡口全封了。往太原方向的官道，山上有两处滑了坡，把路都堵死了。往南的还好些，但驿站全都泡了水，马都挪到了高处。”
我看向韩揆，他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路上已经折了三个弟兄的马。”
杜甫接过话头，声音有些发紧：“粮价翻了一倍还多。我今天去南城几个坊里转了转，已经有百姓断粮了。米铺都关着门，有些胆大的掌柜开门做生意，门口挤着上百号人，根本不敢往外抬米袋子。”
“茶仓怎么样？”我问。
“暂时没事。”杜甫说，“茶仓地势高，又修了排水渠，水进不去。但仓库里的存粮只够孩子们吃十天。十天以后，也得另想法子。”
我沉默了片刻。窗外的雨声密密麻麻，像是一群看不见的蚕在啃噬着这座城市的底色。每个人都淋得透湿，每个人的脸色都不轻松。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货不能运，米买不到，茶仓的存粮撑不过十天——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这场雨如果再不停，整个长安的底层百姓怕是要闹出大乱子。
就在这时，阿乙端了姜汤进来，给三人各倒了一碗。三人接过，顾不上烫，一边吹一边喝。热姜汤下肚，脸上的颜色总算好了一些。
正喝着，门外传来一阵翅膀扑腾的声音。阿洛从雨里钻进来，手里抱着一只灰白色的信鸽。鸽子浑身湿透了，翅膀上的羽毛凌乱地耷拉着，腿上绑着一个小竹筒。
“老爷，水上庭院来的信。”阿洛说。
我接过竹筒，抽出里面的纸条。纸条被雨水洇湿了一小片，上面的字迹有些晕，但还能辨认。是阿福的笔迹，写得很急：
“东家，长安雨灾，商行事大，请速派车接我回城。桃儿同回。”
短短一行字，连落款都省了。我仿佛能看到阿福站在水上庭院的画舫里，望着窗外的大雨，拧着眉头写了这张纸条。
他那个性子，如果不是实在坐不住了，不会这么急着让我派车。毕竟他知道，从漾波湖到长安的那条山路，在这种鬼天气里，跟鬼门关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