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复下来那天，林烽蹲在瓦窑堡办公楼门口。手里没烟。他昨天晚上把最后一包烟抽完了，没再去领。
行政高层老孟把牛皮纸袋递过来。“申请批了，即日起职务解除。档案留在瓦窑堡，功勋章归你个人保管。”林烽接过纸袋没拆，在手里掂了一下。轻飘飘的，就一张纸。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行。那走了。”
何强洗蹲在疗养院门口的台阶上，他面前放着两瓶酒，一瓶汾酒一瓶老白干。他也没说啥，把酒搁在台阶上，用脚往林烽那边推了推。林烽蹲下来拿起一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辣得皱眉头。“你啥时候学会送酒了？”何强洗说：“老周走了之后学的。送别的时候手里没点东西，心里空。”林烽把那瓶酒放下，瓶子搁在台阶中间，两人之间隔着那瓶酒。“我退休了，往后瓦窑堡的事你多盯着点，唐忠祥能接你的班。”何强洗嗯了一声，没多说，把另一瓶老白干往裤兜里塞，站起来走了。台阶上那瓶汾酒还在，林烽蹲了一会儿，把它也拿起来揣进兜里。
下午，车开出瓦窑堡大门。后备箱里装着功勋章盒子、几本笔记本、一把用旧了的卡尺。半瓶汾酒搁在副驾座底下，瓶口拧紧了，瓶身贴着一个磨得发白的标签。
城郊的院子离瓦窑堡三十五里地，土墙，三间房，院门口一棵大槐树。苏婉提前两天过来收拾过，屋里桌椅干净，柜子里叠着几件换洗衣服。窗台上搁着一本书，翻开那一页，夹着一片压干了的榆树叶，已经被压得几乎透明。
林烽蹲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土。墙角堆着两捆柴火，旁边有一把锈了的锄头。暮色低垂，他望着远处厂房方向的烟囱和窗口的灯光，听见风穿过槐树叶子的声音，混着远处炼钢厂传来隐约的机器声。那声音跟了几十年，现在已经习惯了，不再觉得吵闹。
他蹲在那里许久没动，直到天边最后一抹亮色收进山脊线里。
林烽蹲在门槛上，膝盖上搁着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退休当晚，他坐在门槛上看天黑，那本笔记本翻开在中间，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纸，纸边已经卷曲发脆。
——1933年秋，江西。他第一次走进那间土坯房。里面连个像样的工作台都没有，几张条凳，一架残旧的磨床，地上堆着几根铁管。还有两个铁匠在轮番打铁，一个姓周，一个姓何，一高一矮。高个子在打一把刺刀的刀胚，矮个子往火里添炭。高个子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你是新来的那个？听说你会造东西？”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根铁管，在手里掂了掂，说了一句：“这料能用，就是太软。”
——1934年，瓦窑堡。第一炉钢出来的时候，火光映在何强洗脸上，他咧嘴笑的时候露着一颗缺牙。第一根炮管车出来的时候，老周蹲在车床前面，摸着那根还发烫的管子，嘴角抽了两下，最后只说了三个字：“成色好。”
——1937年抗战爆发。第一挺重机枪送到前线的时候，李云龙亲自带人来拉。他拍了拍枪身，朝林烽喊了一句：“这玩意儿够劲！小鬼子扛不住！”
——1945年，日本投降。瓦窑堡广场上挤满了人。野马战机编队从头顶低空掠过，机翼在阳光下反着光。何强洗蹲在人群里，指了一下天上：“老周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1950年，朝鲜。太行-3坦克第一次跨过鸭绿江的时候，荣克趴在坦克底盘上看履带，回头喊了一句：“能跑了！跑得比图纸上还稳！”——1955年，原子弹定型。楚望山把最后一组数据抄完，把笔放下，说了一句：“成了。”
——1960年，卫星入轨。方天宇盯着屏幕上那三个跳动的光点，喊了一句：“三颗都进去了！”
——1970年，超级计算机正式投用。贺星澜站在一排机柜前面，说了一句：“算力够了。够算所有东西。”灯光打在他身后，把影子拉得很长。……那些画面一帧一帧从脑子里过了一遍，跟走马灯一样快。林烽蹲在门槛上翻完那本笔记本，把它合上，搁在膝盖上没动。苏婉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水。她坐到门槛另一头，把水杯递过来。“翻完了？”林烽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翻完了。”他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转身走进屋里，把笔记本放在桌上，开口朝下，压着那根磨白了的鞋带——鞋带是从一把旧卡尺上拆下来的，用了几十年，表面已经磨得发白，但绳身还完整，没有断。他用手把鞋带摊平，让压痕顺直，然后搁在笔记本封面正中间，没有额外压重物，只靠笔记本本身的重量压住。
远处瓦窑堡的灯光依旧亮着，那一排排厂房窗口透出的光在夜色里连成一片，稳定地亮着。那些灯光，从最初的一盏煤油灯，到后来发电厂彻夜通明，几十年没熄过。林烽关上灯，屋里暗下来。
门外月光照在院子里，把槐树的影子印在地上。风穿过树梢，一阵一阵的，像远处厂房里机器的运转声，几十年来一直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