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洛伊。我儿子第一次面对死神的时候，九个月大。刚会叫妈妈，软绵绵的两个音节，像含在嘴里的糖化了。那天他在家里玩着玩着忽然就昏倒了，手脚软软地垂下去，眼睛却还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只露出底下那一线白。医院查出来是先天性脊椎畸形引发的急性化脓性脑膜炎，医生说放弃吧，这孩子即便救回来，后遗症也够你们背一辈子。
我和丈夫跪在医生面前求他再试试。他摇头，让人撤了氧气和心电监测。机器关掉的那一瞬间，监护室忽然安静了。走廊里别的仪器还在滴答响，可那道玻璃窗后面，只有他一个人小小的呼吸声，轻得像风吹过窗帘。他还在喘气，可仪器不看了，医生不看了，所有人都不再看他了，只有我隔着那道玻璃窗死死盯着那个蜷成一团的轮廓，怕一眨眼他就会彻底不见。
我疯了似的托人找关系，最后找到了一个刚从海外回来的年轻医生。他没多说话，只说可以试试，但别抱太大希望。我说你只管试，什么结果我都认。
转院之后我在监护室外面守了三天，没有合过眼。椅子是铁皮的，坐久了后背像被什么东西硌着，骨头缝里泛酸。第三天夜里，监护室的红灯忽然亮了，医生冲进去，二十分钟后出来，冲我摇了摇头。
他摇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白大褂袖口上沾了一点深色的东西，不知道是药渍还是别的什么。他说你进去看看孩子吧，也许就是最后一面了。我站起来，腿是软的，一脚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整个人往下沉了一下。忽然听见里面有人喊：“心电图动了，主任快回来！”
第二次抢救开始了。我站在玻璃窗外，看着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围着那个小小的病床忙乱，管子、针头、机器上的波纹起起伏伏。走廊里灯光惨白，照在磨砂玻璃上，那些人的影子在里面晃动，像隔着一层水膜看东西。所有声音都变远了，仪器声、脚步声、不远处有人在打电话的声音，全都缩成一条细细的线，然后那根线也断了。
监护室的门开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门缝里出来，穿过那些垂下来的输液管，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他明明只有九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可他走的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脚丫踩在地面上没有声音，像是踩着铺平了的什么东西走过来的。他穿着医院那种蓝白条纹的婴儿服，袖口有点大，搭在手指尖上。他仰起头看我，喊了一声“妈妈”，那声音清脆得不像是从那么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他的身体不像是婴儿该有的重量，沉甸甸的，像他整个成年后的重量已经预先压在了那里。他把脸贴在我颈窝里，嘴唇挨着我的皮肤，凉凉的，像含了一块冰。他说：“妈妈，你别放弃我。我能活过来。你跟爸爸说，我不会走的。”他的手掌心贴着我脖子侧面那块皮肤，可掌心是冰的，那股凉意顺着颈侧的血管一路窜到锁骨下面，像是从更远的地方透进来的风，贴着骨头慢慢渗进胸腔里。我在那阵凉意里抱了他一会儿，他的小手指抠着我领口的布边，像是攥着什么东西不肯松。
然后抢救室的红灯又闪了一下，那个场景碎了。我丈夫从背后摇醒我，监护室里依然围满了医生。我的怀里空了，衣领上什么痕迹都没留下。护士拿来死亡通知书让我签字，我看着那张纸，忽然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几乎是喊出来的：“他还能救，你们再试一次！”医生愣住了，我那时已经是在乱来了，可奇迹就那么发生了。那次抢救之后，他的心跳、血压、脉搏一点一点回来了，像是被谁从下面托了一把，又像是他自己在无意识中抓住了什么没有松开的手。
第二次是六岁那年，我带他到北京做脊椎矫正手术。手术顺利，可术后第二天下午，他忽然开始抽搐——不是那种普通的抽动，是整个身体从床面上弹起来再落下去，脊背弓成一道桥，脖颈向后仰到极限，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把他整个人提起来了一截。监护器上的数字掉到了警示线以下，会诊了两个小时，医生再次劝我放弃。他们说他太痛苦了，已经找不到病灶，再拖下去只是延长折磨。他们给他注射了成人剂量的麻药，让他安稳地睡过去，联系了救护车准备送我们回东北。
那天晚上九点多，一家人坐在重症室外面，没有人说话。椅子还是那种铁皮面，坐久了后背发凉。丈夫靠在墙上闭着眼，母亲也歪着头睡了，走廊尽头的灯管灭了两根，光线暗下去一截，那截暗下来的阴影正好铺在重症室那扇玻璃门前面。我半梦半醒之间又看见了他。他从玻璃门里面走出来，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袖口还是有点长，搭在手指尖上。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像长时间没有喝过水的人。他说：“妈妈，我饿。我想吃鸡腿，我想吃汉堡包，我饿。”
他的声音比上次清晰了，像一个真正的小孩在跟妈妈撒娇，可语调里有一种不属于六岁孩子的东西——它太平静了，太肯定了，像是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等他，像是早就排练过这整段对话。他站着等我回答，手垂在身侧，指尖朝下，微微蜷着。我说你想吃什么样的鸡腿，他说了好几遍“鸡腿”和“汉堡包”，好像那是世界上他唯一想确认的事。然后他就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嘴唇还在微微动，像还想说什么，又像已经说完了，剩下的那一点点声响卡在喉咙和唇齿之间，只差最后一口气把它推出来。
然后我惊醒了。眼睛睁开的瞬间，走廊尽头的阴影也恰好往回收了一点，那扇玻璃门底下透出来一小片白光亮在脚尖前面。我站起来推醒丈夫，说我看见孩子醒了，他皱着眉说我知道你难受。我没等他再开口，转身推开重症室的门。床上的被子拱起一个小包，那张小脸侧着，眼皮正慢慢抬起来，睫毛粘在一起，像是刚从很深的睡眠里浮上来。值班医生跑进来做了检查，低下头翻了好几遍记录本，最后抬起头来的表情比他儿子还震惊。
后来他康复了。医生说那两次完全是奇迹，医学上找不到解释。我有时候还会想起他站在我面前说话的样子，一次是九个月大说“你别放弃我”，一次是六岁说“我饿”。他每次都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的衣服，每次袖口都长出一截搭在手指尖上，每次说话的时候嘴唇都贴着我的耳朵，冰凉的，像是从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透进来的风。我不知道那两次来找我的到底是他本人，还是别的什么借着他的样子来敲门，那些话是他自己要说的，还是被什么东西放在他嘴边的。我只是知道，他在那两次昏迷的时候，都准确地找到了我，并且用他那个年纪能用得上的最简单的话，把一件决定生死的事稳稳当当地说了出来。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死了”，他说的是“我能活过来”和“我饿”。他每次都选了相反的方向，然后那个方向就成了现实。我不知道那是他选对了，还是有人在旁边帮他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