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的声音沉下去。
“老刘怕的就是这个，怕他把叛徒的名字告诉你，然后叛徒没死，你先死了。他这辈子最承受不了的，就是再往本子上添一个名字。”
“那他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装到你走，或者装到他死。”
白狼终于把烟点上了，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烟雾在霓虹灯下变成蓝色。
“他等得起，你有什么办法？把他绑起来逼他开口？你做不到。他也是洪门的老人，是我师父钟爷的拜把兄弟。你动他一根指头，我在台北没法混。你等他老死？八十三了，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睡过去了。”
弹了弹烟灰。
“你只有一条路，让他觉得你值得开口。不是可怜你，不是同情刘冲。而是觉得把名字告诉你，你能办成事，而且不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李晨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
霓虹灯又换了颜色。红光打在窗帘上，像是谁在外面点了一盏大红灯笼。
“那我明天再去一趟。”
“一个人去。”
“一个人去。”
“不带刘艳。”
“不带。”
白狼点了点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已经凉了的鹅肉，嚼了两下，皱起眉头。
“凉了不好吃了，我叫阿坤再去买两份热的。”
“别麻烦了。”
“不麻烦，阿坤那小子昨晚在麻将馆打通宵，今天上午开车差点追尾，我正想让他跑跑腿清醒清醒。”
白狼起身走到门口，对走廊里喊了一声“阿坤”。
走廊尽头应了一声。紧接着一阵踢踢踏踏的拖鞋声。阿坤揉着眼睛跑过来，脖子上的刀疤在走廊灯光下泛着一层细细的汗珠。
“狼哥。”
“去阿财那边再买两份鹅肉，要热的，再加三碗卤肉饭。”
“现在去？”阿坤抓了抓后脑勺，“都快七点了，早卖完了。”
“报我的名字，老板会给你留。”
阿坤一脸不情愿地转身走了，拖鞋声越来越远。
白狼回到沙发上坐下。
“还有件事。”
“什么。”
“阿芳昨晚在你这儿过夜的。”
“四眼跟你说了。”
“不是四眼说的。”
白狼磕了一下烟灰。
“是阿芳今天上午给白家茶庄打了个电话，指名道姓找我的。”
“找你干嘛。”
“问我台北分店的装修队什么时候进场，下周一不是定好的吗。装修材料都到场了，工人也约好了，就等日子。她说想提前去看看场地，量一下尺寸，顺便把接待区的沙发颜色定下来。”
白狼看着李晨。
“你觉得她真的是想去看场地吗。”
“她想赶紧把台北分店开起来，好名正言顺地当我事业伙伴。”
“不止。”
白狼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
“到时候她不光是你女儿的母亲，还是你的合伙人。这个身份比前者管用。说实话，这个女娃现在越来越像当年刚来三重区闯的那些本省女人。精明，泼辣，知道怎么利用身边一切能用的东西。”
“她在贸易公司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已经把公司三个最大的客户摸得门清。老板上礼拜问我，你们洪门的女人都这么厉害吗。”
李晨想起阿芳昨晚那句话。
以前在厚街我是打工妹，现在我是李晨女儿的母亲、台北分店的店长，你说我敢不敢。
不到半年。
从被关在铁皮屋里的打工妹，变成能跟洪门堂主直接打电话谈装修进度的女人。这种成长速度不光是环境逼的。更是骨子里的东西。
当年在恒发鞋厂流水线上拿游标卡尺量鞋底的那个qc部小蜜桃，骨子里本就不是安分的人。
“中山北路那栋四层楼，下周一装修队进场，阿芳想去盯着——让她去。”
“你不怕她跟设计师吵起来？”
“她能把混混从三楼打到一楼。还怕跟设计师吵架？”
白狼笑了笑。
“另外——”
他的表情收了。
“四眼今天中午跟我说了一件事，你们走后不久，有个人在老刘巷子口转了两圈。戴鸭舌帽，穿灰色外套。在榕树底下站了十分钟，看到四眼的车停在巷口就走了。”
李晨的筷子停在半空。
鸭舌帽。
这个词在东莞出现过。
杨桂芬在商场被人跟踪，查监控看见的就是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路低着头，专门挑摄像头的死角走。
专业得像受过训练。
“四眼怎么发现的。”
“老刘那帮老兄弟虽然散了，但洪门的人还在。巷口卖槟榔的阿婆、下象棋的老头、趴在墙根的黄狗，都是眼睛。有人盯着老刘，白家茶庄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白狼又点了一根烟。
“四眼说那个人走的时候上了一辆出租车，往新店方向去了。台北的车牌，但是查不到，租车公司的。”
“本地人？”
“不一定，租车谁都能租，有驾照就行。关键是这个人知道老刘住在哪里，知道老刘住眷村巷口的人没几个。当年那批老兵死的死，搬的搬，现在活着的就剩他一个，外人不可能知道他的底细。”
“除非有人在翻旧账。”
“对。”
白狼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全拉开。
中山北路的夜景扑面而来，车流、霓虹、骑楼、广告牌上日本女明星的假笑。所有东西都在往下延伸，铺满了整条街道。
抬手在玻璃上画了个圈。
刚好圈住远处那栋高楼的楼顶。那个信号灯就在圈心一明一灭。
“那个信号灯从我当兵的时候就一直在亮。老刘说他每天夜里都要看一眼，不是等信号，是提醒自己还活着。吴石死的时候没有信号。其他死了的人也没有，只有老刘活到了现在。”
转过身，看着李晨。
“如果那个鸭舌帽是老刘等了一辈子的信号，那信号不该是通知他去送死的。该是把那些欠了血债的人一个一个揪出来的。”
“问题是，老刘为什么要告诉鸭舌帽？”
这句话像一把刀。
把空气中残存的鹅肉香气切开了。
“只有一种可能。”白狼说，“老刘在等的那个人，就是鸭舌帽。”
走廊里响起阿坤的脚步声。
拖鞋踢踢踏踏，越来越近。
门被推开，阿坤喘着粗气，额头上一层薄汗，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袋子上的油渍比刚才那个还重，纸盒透过塑料袋冒着热气。
“狼哥。鹅肉。热的。”
阿坤把袋子搁在茶几上。
“老板说最后两份了，差点让一个阿婆抢走。我说白狼要的，他马上就给我了。”
“阿婆你也抢？”
“我给了她两百块补偿费，狼哥你不是说做人要讲究吗。”
阿坤挠了挠脖子上的刀疤，转身走了。
白狼打开纸盒。
热气涌上来。当归的苦味和鹅油的甜香重新充满了房间。夹起一片鹅肉，这次是热的，琥珀色的皮在筷子尖微微颤抖，入口的时候还烫嘴。
“明天去见老刘，把这些鹅肉带着。他以前最喜欢吃阿财家的鹅肉。这几年牙掉光了，嚼不动了，就喝汤。阿财现在专门给他留一锅汤，不放盐。”
“明天带份热汤过去。”
“带两份。一份放当归，一份不放。他最近血压高，当归喝多了头晕。”
霓虹灯又换了颜色。绿光打在窗帘上。
中山北路的夜景在这一刻安静下来。远处楼顶信号灯还在闪，一明一灭，一明一灭。那个八十三岁的老兵，此刻是不是也正坐在那间矮房子的木板床上，看着同一盏灯。
等了一辈子信号。
等来了一个鸭舌帽。
“白狼。”
“嗯。”
“你刚才说老刘最不敢见的，就是死在任务里的人，家属。但他见了刘冲的妹妹。哪怕装疯装哑，他也见了。会不会因为刘冲的妹妹站在他面前，本身就是某个信号。”
白狼的筷子停在半空。
“你的意思是——”
“老刘装疯，不是不想说。是还没到说的时候。他在等一个人。那个鸭舌帽，等到了他才会开口。”
“那就更得明天去见他了。”
白狼把筷子放下。
“带着鹅肉汤，两份。”
窗外。
信号灯灭了。
过了两秒又亮起来，比之前更亮。
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猛地睁开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