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第一远征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最早是从延安传出去的。中共中央通过专用联络频道，直接向法国共产党发出了一封正式通告，请法共转交法国政府。电文内容简明扼要：“中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委托转告：贵国第一远征舰队于越南南部海域被歼，旗舰‘黎塞留’号及多艘作战舰艇被俘，舰队司令达尔让中将以下数千余人被俘，目前关押于磅逊港。是否愿意就停战及俘虏遣返进行谈判，请回复。”
法共中央接到电文后立即派专人送往爱丽舍宫。电报送达时，戴高乐正在召开例行内阁会议。他的副官悄悄推门进来，将电报放在他面前。戴高乐低头看了片刻，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对在座的内阁成员说：“诸位，达尔让的舰队没了。黎塞留号被俘，达尔让本人被俘，拉普拉德少将的登陆部队在口袋阵里全军覆没。这个消息——是通过法共转交的。”内阁成员们面面相觑。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政府之间历来剑拔弩张，如今延安通过法共向政府递话，这份尴尬几乎和战败本身一样难以消化。
“共产党延安方面在替他们传话。”他把电报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他们愿意谈判。我们怎么办？”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
国防部长最先开口，声音里带着不可置信。“延安？法共？这个消息可靠吗？共产党为什么要替他们传话？”“因为他们是盟友。”戴高乐重新戴上眼镜，“延安承认他们的政权为友好政权，双方有正式联系。俘虏名单已经通报，达尔让的名字在名单第一位。外交部长先生——你的看法。”
外交部长吞了口唾沫。“总统先生，如果这份名单属实，我们在外交上将极为被动。我们连对手的真实身份都——”“对手的身份我已经查清楚了。”戴高乐打断他，拿起另一份文件，“他们的指挥官姓程。广西溃兵出身，从近两万人打到五大军区，占领了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全境。他的人民军在沿海修筑了多个岸炮阵地，装备了缴获的日军坦克和飞机，还有青霉素生产线。他不是土匪，他是东南亚眼下最强的军事力量——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贝尔纳的情报部门直到舰队出发前还在报告说他们是一群农民。”
戴高乐的目光转向海军参谋长。“达尔让是你的任命。他在出发前给海军部的最后一封电报里说——‘敌方抵抗轻微，预计一周内控制西贡全境’。你告诉我，一位指挥过北非登陆的将军，怎么会对敌人的实力做出如此荒谬的判断？”
海军参谋长脸色灰白，双手反复摩挲着军帽帽檐，没有说话。
“总统先生，”国防部长试图转移话题，“延安提出的谈判——我们是否应该考虑？”
“谈判？”戴高乐站起来，绕着会议桌缓缓踱步，“法兰西共和国与一群从丛林里打出来的武装谈判？让法共替他们传话？这将置法兰西的尊严于何地？我宁可派一个新的师去印度支那，也绝不——”
“总统先生，”外交部长打断他，“新派的师从哪里抽调？北非？还是本土？国内罢工声浪越来越大，法共在议会步步紧逼，美国人在密切关注我们如何处理印度支那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俘虏在他们手里——达尔让是法兰西海军中将，他的名字被敌人印在劝降公告上，他的尊严就是法兰西的尊严。如果我们拒绝谈判，他们下一步会用什么方式处置俘虏——我不敢想。”
会议室里的沉默再次被挂钟的滴答声填满。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戴高乐站在窗前，望着塞纳河的方向。他在法国沦陷时是那个流亡将军，诺曼底登陆时是那个解放者，从来没有输过一场自己发动的战争——但现在他输了。他在非洲组织自由法国，在巴黎接过解放勋章，从来没有在战败文件上签过字。最后他开口了，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答复延安：法兰西共和国同意就俘虏遣返和停战条件进行初步接触。接触方式后续再定——但这不代表我们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绝不复交。”
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华盛顿的电报里，参谋长联席会议用词谨慎——“初步判断，该部队具备中等规模正规作战能力”——但他们在看到黎塞留号被俘的照片传阅到五角大楼的档案室时，才意识到“中等规模”这个说法显然低估了对手。
伦敦的报纸用整版标题写着铃兰凋谢。泰晤士报的评论员在专栏末尾冷冰冰地反问：“如果达尔让的舰队在印度支那全军覆没，英国皇家海军在马来亚的利益是否安全？”
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里，反对派领袖几乎在第一时间走上讲坛。他质问共和国政府为何要在战败之后继续这场战争，六个问题连珠炮般砸向议长席位。他还没离开讲坛，法国共产党的议员紧跟着要求发言，声音比刚才那位更尖锐——质问到底是谁该为这件事负责，连带之前几场殖民战役中失踪的适龄青年也一并清算进来。
戴高乐最终做出决定。当晚，他通过进一步渠道授权正在瑞士的法国外交官向中方在瑞士的代表首次接触，用中法文两版交换信函初步商定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流程。回到办公室后他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塞纳河对岸的屋顶默然良久。角落里的电报机还在默默印着新的电报，但他没有再走过去。他知道对方不是一群溃兵。他知道不是。但他知道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