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几天，《人民文学》搞了个座谈会，王简收到了邀请。
通知是李老托人捎来的——一张便条，写在《人民文学》的稿纸上，李老那手工整小楷：“本周六下午两点，编辑部会议室，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准时到。”
王简把便条折好夹进笔记本里。
星期六出门早，李秀英往他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还温热的，蛋壳在兜里头互相磕碰，发出细碎的声响。
骑车到东四八条，胡同口修鞋老头已经出摊了，马扎支墙根下，围裙铺膝盖上，手里叮叮当当敲着鞋掌。
春天快来了，墙头枯草根底下冒出一层极淡的绿意，不凑近了根本瞅不见。
编辑部会议室在二楼，王简以前没上去过。
楼梯踩上去还是吱呀作响，每一级有每一级的调门。会议室门敞着，里头摆一张长桌，铺深绿色台呢，边角磨得发白。
桌上搁几个搪瓷茶盘，茶盘里扣着白瓷茶杯，杯沿印一圈蓝边。屋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年轻人，二十多三十出头的岁数，穿洗得发白的军褂或蓝布棉袄，有戴眼镜的有不戴的。
说话声不大，可密，跟一窝蜜蜂在纸箱子里嗡嗡振翅似的。
李老坐长桌一头，手里端着那个印“第三届文代会留念”的搪瓷缸子，茶浓得发黑。
见王简进来，用缸子盖儿指指靠窗一个空位。
王简坐下，旁边的人转过头瞅他一眼——瘦长脸，颧骨老高，眼窝陷得深，显得眼珠子格外亮。
头发有点长，鬓角盖住耳朵，棉袄领子上沾几根掉落的头发，肩膀上有头皮屑，整个人像从哪个地下印刷所刚钻出来的。
“王简？”那人开口。
“是。”
“杨凡。”他伸出手，握手很使劲，指节硌得王简手背疼。
座谈会开场。
李老起了个头让大家自我介绍，一圈轮下来王简记住几个名字——写诗的陆永，写散文的老周，写评论的郑元超。
轮到杨凡，他把椅子往后翘，两条椅子腿着地，身子晃着。“杨凡。写诗的。”就五个字。
李老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可那一眼里头有东西——不是责备，是一个老编辑瞅见刺头时惯有的那种宽容的警惕。
座谈内容是讨论近期《人民文学》上发的几篇作品。
王简的《血色浪漫》被提到了，有人夸，说写出了知青的真情实感；也有人挑毛病，说语言还不够精炼，有些地方拖沓了。
王简听着，笔记本摊开在面前一个字没记。
不是傲慢，是他知道这些意见里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他写了那么多年年代文，被读者骂过，被编辑退过，评论区里吵过架，什么样的意见都见过。
真正叫他竖起耳朵的，是杨凡开口的时候。
“你们说的都对。”杨凡椅子腿落回地面，脆响一声，“可都没说到点子上。”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任何人，眼盯着桌上那个白瓷茶杯，像在跟茶杯说话。“《血色浪漫》好，不是因为它写了知青的苦，写苦的东西多了，卢新华写苦，刘心武也写苦，满大街都在写苦。苦有什么稀奇的？”他把杯子拿起来在手里转着，“这篇东西好，是因为它写的不是伤痕。”
会议室安静了一下。李老的搪瓷缸子停在半空。
“它写的是希望。”杨凡把杯子撂下，“钟跃民在站台上抽那口旱烟的时候，他不是在哭，他是在想接下来往哪儿走。
这人被耽误了五年，可没废，他还在往前走，这就是希望。”他抬起头头一回直视王简，“你写的不是伤痕，是希望。”
王简没说话。
窗外胡同里传来修鞋老头敲鞋掌的声儿，叮叮当当，隔着玻璃传进来变得又钝又远。
座谈会结束，李老把大家留下来吃顿便饭。
食堂打的菜——白菜炖粉条、土豆丝、馒头，搪瓷盆装着端上来。
大家端碗站着吃，三三两两地聊。王简端碗站窗边，杨凡端着自己那碗走过来挨他旁边站定。
“你那篇《血色浪漫》，我看了三遍。”杨凡咬口馒头嚼着，“钟跃民这个人我喜欢，放浪不羁，敢爱敢恨，是一个爷们儿。”
王简夹一筷子土豆丝。“看出什么了？”
“看出你是个明白人。”杨凡把馒头掰两半，拿一半蘸蘸菜汤，“明白人写东西有个特点——他们不写自己不知道的事。”
王简的手顿了一下。
“钟跃民这个人，”杨凡把蘸了菜汤的馒头塞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写的就是咱们京城爷们儿，局气。”
王简把碗里白菜扒拉干净。这杨凡，跟李老一个样，一眼就看穿了那层窗户纸。
只不过李老是用编辑的眼睛看，杨凡是用诗人的眼睛看。
“你写诗多久了？”王简问。
“十年。”杨凡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碗底磕磕窗台，“六九年开始写的，在内蒙古插队。冬天零下四十度，羊圈里生的羊羔子冻死了，我蹲羊圈里写了一首诗。”
“写的什么？”
“写一只羊羔。睁着眼，冻硬了，睫毛上挂着霜。像一颗被冬天咽不下去的种子。”杨凡说这几句的时候声音低下去，不是在背诗，是在回想那个画面。
王简没接话，窗外天色暗下来了，胡同里路灯还没亮，灰蓝的暮光落在青石板路面上，把墙头枯草染成深色。
他们从食堂聊到走廊，从走廊聊到楼下，从楼下聊到胡同里。杨凡推一辆二八大杠，车把上挂个军绿帆布包，包里露出稿纸边角。
两个人沿东四八条往外走，修鞋老头已经收摊了，地上留着那个叫屁股磨亮的水泥圈。
路灯亮了，橘黄的光照在两个人肩膀上。
“你知道现在诗坛上最缺什么吗？”杨凡把车推到胡同口停住。
“缺什么？”
“缺一种声音。”杨凡把帆布包扣子扣上，动作很重，“大家都在写黑暗，写伤口，写这十年怎么把人的皮扒了一层又一层。
这些东西该写，我也写，可不能只写这些，黑暗写多了，人就忘了还有光。”他把车把上的帆布包拍了拍，“你的小说里头有一种东西，现在文坛上很少见。
你写的那些知青，他们苦，可他们没趴下，钟跃民、张海洋、郑军，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并没有被打倒。”
杨凡把自行车支起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卷得比王简那个还厉害，橡皮筋箍着，里头塞满纸条。
他翻开撕下一页递给王简，上头是一首诗，钢笔写的，字迹潦草，好几处涂改过，墨水洇成一团一团的蓝。
“这是我去年写的，你看看。”
王简接过来。诗不长，十来行，标题叫《站台》。
他站在胡同路灯底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棉袄内兜里。
“好。”
就一个字。
杨凡瞅着他，然后笑了——不是客客气气那种笑，嘴角往两边咧开，露出不太齐整的牙齿，眼角纹路挤在一块儿。
笑完伸手在王简肩膀上捶了一下，很重。“你这人，说话跟你的小说一样，不多，可都在点儿上。”
两个人走出胡同口，长安街上的路灯连成一条光河，往东西两边伸，看不到头。
偶尔一辆无轨电车开过，辫子在电线上擦出蓝白火花。
杨凡跨上自行车，一只脚踩脚蹬子一只脚撑地上。
“以后常聚。”说完蹬车走了，背影在路灯的光里越来越小，军绿帆布包在车把上一晃一晃。
王简站在胡同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光河尽头。
棉袄内兜里揣着那首诗，纸页贴着胸口，边缘硌着肋骨。
他骑上车往回蹬，春天的晚风还是冷的，可冷得不一样了——冬天的风是刀子，春天的风是凉水，泼脸上叫人一激灵，可知道冻不坏。
回到筒子楼，走廊里飘着各家饭菜香。
推开门，台灯亮着，照方桌上摊开的笔记本。
王小雨趴上铺写作业，辫子垂下来一晃一晃，李秀英在灶台边下面条，锅里水咕嘟咕嘟冒泡。
王简把棉袄脱了挂墙钉上，从内兜掏出杨凡那首诗展开压在笔记本底下。
“今儿开得咋样？”李秀英问。
“挺好。”王简坐下来，拧开老刘那支英雄钢笔的笔帽，“认识了一个写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