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先拆开的是安连奎的信件。信封是那种常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的正面用毛笔写着“王汉彰先生亲启”几个字，字迹铁钩银划，笔锋力透纸背，看着就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凿在信纸上一般。那是安连奎的字，王汉彰太熟悉了。
他用拇指指甲沿着信封的封口划开，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折叠成三折，折痕已经压得很平了，说明这封信在被塞进信封之前被人反复抚平过。展开信纸的瞬间，最先掉出来的不是信笺，而是一张对折着的、浅绿色的纸片。
一张五千英镑的麦加利银行支票。
支票的抬头印着麦加利银行的标志，一只展翅的雄鹰，鹰爪下抓着一捆箭矢。支票上的金额是用打字机敲上去的，“5000”四个数字下面是手写的英文“Five thousand pounds only”，字迹是安连奎的，但比他的信上的字要工整得多，大概是他在写支票的时候刻意放慢了速度。
王汉彰拿着那张支票，感觉眼睛一热。五千英镑，在1936年的英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年薪还不到两百英镑。五千英镑可以在伦敦买下半条街，
安连奎、在天津那个被日本人步步紧逼的、朝不保夕的地方，还给自己寄钱，不是因为自己缺钱，而是因为他们是老兄弟，是一起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人。老兄弟之间，不需要理由。
他把支票放到了一旁，压在台灯底座下面，防止被风吹走。然后他展开了信笺，开始读信。
安连奎的信写得不算长，但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王汉彰的心上。前面的几句寒暄还算是正常，可再往后面看，王汉彰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
安连奎在信里面说，袁文会带人回到了天津。袁文会这次回来，身后站的是日本人。他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里进出了好几次，出来的时候腰板都比以前挺得直。他开始抢南市三不管的生意，不是一家一家地抢，而是成片成片地抢。
安连奎带着人和袁文会斗了几次。信中对那些冲突的描述很简略，只有“双方各有死伤”六个字。但王汉彰知道，这六个字背后是多少条人命。安连奎不是那种会把伤亡挂在嘴上的人，他说“各有死伤”，那就意味着，他们这边也死了人。
“虽然暂时还算是占据上风，”安连奎在信的中间写道，“但袁文会的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如果日本人亲自下场，仅凭南市兴业公司的这些兄弟，恐怕是独木难支。”
王汉彰阴沉着脸，把安连奎的信放在桌子的左边，信封压在信纸上面，然后拿起了第二封信。
李汉卿的字和安连奎完全不同。安连奎的字是刻出来的，李汉卿的字是甩出来的，笔画之间有连笔，有飞白，有些字的最后一笔会突然拉得很长，像是写字的这个人写到一半忽然走神了，手指没有收住。但那种奔放的字迹下面，藏着一种王汉彰很少在李汉卿身上看到的、犹豫不决的东西。
李汉卿在信里写道，二十九军已经彻底控制了天津卫，张自忠担任市长一职。自从张自忠上任以来，对日本人卑躬屈膝，毫无底线可言。日本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日本人说要取缔抗日团体，他就取缔；日本人说要禁止反日刊物，他就封了一批报社。整个天津已经可以被日本人变相地控制，街上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军车，海光寺的兵营每天都在往外运兵，不知道是要往哪里开。
“综合管理大队的日子也不好过，”李汉卿的笔迹到这里变得有些潦草，像是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情绪波动很大，“三十八师两次三番地来找茬，目的就是吞并这支武装力量。他们派了一个参谋来‘视察’，说我们的装备混乱，要给我们‘换装’。换装是假，换人是真。他们想把我们的人打散编进三十八师，然后把三十八师自己的人安插进来。”
王汉彰的眉头皱了起来。综合管理大队是他一手拉起来的队伍，从黑牛城那个破烂的营房开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支队伍里的人，每一个都是他从天津各处搜罗来的，有军阀部队的老兵，有码头上的苦力，有巡捕房的巡捕，有南市茶馆里的伙计。他们不是最精锐的士兵，但他们是最听王汉彰话的人，是他们信得过的人。如果这支队伍被三十八师吞并了，那就等于王汉彰在天津的根被人拔了。
李汉卿在信的最后写道：“我正在谋求一条新的出路。这条路是对是错，现在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综合管理大队的独立性。这条路一旦踏出去，很可能会背上千古骂名。希望小师叔能够体谅我的苦处。”
谋求一条新的出路？王汉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李汉卿所说的新出路，到底是什么？从他信里的语气可以看得出来，综合管理大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汉卿在做某个艰难的、可能不被理解的决定。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自己都不会怪他的。王汉彰在心里默默地说了这句话，像是在对李汉卿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
他叹了口气，把李汉卿的信压在安连奎的信上面，拿起了第三封信。
张先云的信和前面两封都不一样。安连奎的信是硬的，李汉卿的信是乱的，张先云的信是稳的——字迹工整，段落分明，标点符号用得一丝不苟，像是一份被反复校对过的文件，而不是一封写给朋友的家书。
张先云在信中写道，租界的情况越来越紧张了。日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小动作不断。海光寺的兵营又增加了兵力，每天都有军车在海河边的路上开来开去，车上的日本兵用枪指着路边的行人，有人走得慢了一些，就会被枪托砸。
英租界工部局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所有的华人警察在值勤的时候必须佩戴一个新的识别章，章上写着“华捕”两个字，用的是那种一看就知道和“印捕”（印度警察）、“洋捕”（白人警察）不是一个待遇的、粗糙的、黑色的油漆。
张先云还在信中写道，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一个问题——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过来，天津英租界应如何应对？会上吵得很厉害，有人说应该留下来维持秩序，有人说应该跟着政府撤走，有人说应该把租界的警察武装起来。最后什么结论也没有达成，只是确定了下个月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
“汉彰，我有一个感觉，”张先云在信的第二页的末尾写道，“我们这些人，我和安连奎、李汉卿，还有你，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很长的故事的开头，而不是结尾。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这个故事的走向。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这个故事就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王汉彰把三封信在桌面上排成一排，从左到右，安连奎、李汉卿、张先云。三个人的字迹，三个人的语气，三个人的担忧，说的是同一件事：天津快要保不住了。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赵若媚坐在他对面，一直没有说话。她在王汉彰拆开第一封信的时候就放下了碗筷，静静地看着他读信。她看到他的脸色从平静变成阴沉，从阴沉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了一种她在他脸上很少见到的、疲惫的、像是在一瞬间老了好几岁的表情。她没有问“怎么了”，她知道如果他想说，他会说的。
王汉彰把三封信叠在一起，整整齐齐地摞好，放在桌子的右上角。然后他拿起那支被他搁在烟灰缸边的、已经灭了很久的香烟，用打火机重新点燃，深吸了一口。淡蓝色的烟雾从他的嘴唇间涌出来，在餐桌上方慢慢升腾，被从窗户缝隙里挤进来的微风吹散了，变成一缕一缕的、灰白色的丝线，消失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
“怎么了？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赵若媚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用气声说话。她不是害怕听到答案，而是害怕她的声音太重了会把王汉彰从某种她自己也不太理解的、脆弱的状态里震出来。
王汉彰摇了摇头，勉强的笑了笑。天津和伦敦远隔千山万水，自己就算是有心杀贼，也是无力回天啊！眼下这个局势，跟赵若媚说了也是于事无补，只能让她徒增担心。想到这，他开口说道：“先吃饭吧！”他的声音恢复了一些，不再是刚才那种沙哑的、疲惫的调子，“排骨凉了就不好吃了。”
赵若媚笑了一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在王汉彰的碗里，然后又给自己夹了一块。两个人就那样坐在餐桌的两边，吃着已经有些凉了的排骨，谁都没有再说话。房间里只有筷子碰触碗碟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和从厨房窗户外面传来的、远处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