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春天的英格兰很美。农场周围的草甸从冬天的枯黄色变成了春天的嫩绿色，那些在冬天光秃秃的、像血管一样的橡树和桦树的枝杈上，冒出了一片一片的、嫩绿色的、薄得能透光的新叶。
树篱上的冬青和山楂也开始返青了，冬青的叶子从深绿色变成了鲜绿色，山楂的枝条上冒出了一串一串的、白色的、带着淡淡甜味的花苞。
田野里偶尔能看到几只兔子，灰褐色的、胖乎乎的，在麦茬之间蹦来蹦去，看到人就竖起耳朵，然后飞快地钻进树篱下面的洞里。
八个月的时间，不能说把王汉彰变成了一个法国人。但至少，如果在巴黎的街头有人拦住他问路，那个人绝对不会因为他的法语口音而怀疑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的法语还带着巴黎口音，这是肖恩刻意培养的结果。英国人的法语往往带着伦敦口音，美国人的法语带着纽约口音，这些口音在法语母语者耳朵里就像一张写在额头上的国籍标签，一眼就能看穿。
但如果是一个带着巴黎口音的外国人，那就不一样了，法语母语者会以为你是在巴黎住过很多年的人，不会想到你其实是在英格兰的一座乡下城堡里学会的法语。
如果不知道的，还会以为他原本就出生在巴黎。
春去夏来，时间已经到了1936年的7月份。
夏天的英格兰和春天完全是两个模样。草甸上的草长疯了，足有半人高，风一吹就掀起一层又一层的绿色的浪。
训练的内容从基础技能转向了更高级的、更接近实战的东西。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学怎么开枪、怎么用指南针、怎么在野外搭帐篷了。
他们学的是怎么在被人跟踪的时候甩掉尾巴，不是在空旷的田野里甩，而是在伦敦的街头，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里，在雨天撑开雨伞的一瞬间，在走进一家商店的旋转门之前从另一侧的员工通道溜出去。
他们学的是怎么在被审讯的时候在不暴露真实信息的前提下编出一套天衣无缝的假口供。肖恩会亲自扮演审讯官，他演得很逼真，逼真到有一段时间王汉彰每次走进那间被改造成模拟审讯室的地下室时，胃都会不自觉地收紧。肖恩会吼，会拍桌子，会把一盏强光台灯怼到王汉彰脸上，会连续十二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会在他最困最累的时候突然打断审讯，用一种闲聊的语气问出最关键的问题。王汉彰被骗过三次。三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被骗到过。
他们学的是怎么在被关起来的时候用一根鞋带或者一枚回形针打开锁。那个教锁匠课的教官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据说是从伦敦警察厅借调过来的，一辈子没上过前线，但能用手边任何东西打开市面上百分之九十的锁。
他教王汉彰用听诊器听锁芯里弹子的落位声，用小铁丝代替丢失的钥匙，用一片薄铝皮在十秒钟内刷开一道弹簧锁。王汉彰学了一个月才能稳定地打开一把最常见的耶鲁锁。教官说这已经算快的了。
他们学的是怎么在被下药之后保持清醒，喝下一杯掺了镇静剂的水，然后强迫自己在大脑已经模糊了边缘轮廓的情况下，完成一套又一套的加减法、记住一组又一组随机数字、画出一张又一张从被关押地点到预定撤离路线的地图。
起初他做不到。那些数字和地图在他的脑子里就像墨水掉进了水里，刚写上去就散开了，糊成一团。但练了两个月之后，他已经能在服用中等剂量的镇静剂后，保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认知功能了。
他们学的是怎么在被人用枪指着脑袋的时候从对方的眼神里判断出他到底会不会开枪。肖恩说这是最难的一课，因为它无法通过练习来获得，只能通过经验。但经验是致命的。
肖恩说，你只能在真正的枪口下学会这个。所以王汉彰只能靠猜。他猜了八个月，猜对的概率大概只有六成。肖恩说已经很好了，很少有人能在没有真正面对过死亡的情况下达到这个水平。
1936年8月的一个清晨，王汉彰正在食堂里吃早餐。
他正把一块烤面包蘸进蛋液里，准备往嘴里送的时候，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工作人员走到了他的身边。那个人是登记处的那个戴着圆框玳瑁眼镜的年轻人，他的脸上还是那种没有表情的、事务性的、像是在完成一项例行公事的表情。
“008，”那个年轻人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食堂里显得格外清晰，“肖恩教官让你去他的办公室。现在。”
王汉彰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烤面包，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来到了肖恩的办公室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指节，在门板上敲了三下。
叩，叩，叩。
门后传来一声低沉而简短的“进来”。
他推开了门。办公室里的光线比走廊里暗一些，窗户的窗帘拉了一半，只留下半扇窗户透进来上午的阳光。阳光在地板上画出了一块长方形的、金黄色的光斑，光斑里有无数细小的灰尘在飞舞，飘飘荡荡的，像是永远不会落下来。
肖恩抬起头来，看着王汉彰。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但又没有马上说出来。他只是在看着王汉彰，像是在打量一件他已经打磨了很久的、现在终于要拿出来用的工具，确认这件工具的每一个部分都处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保持着它应该保持的状态。
肖恩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单词都像是被放在天平上称过重量之后才说出来的一样。
“Fermez la porte et asseyez-vous.”（关上门，坐下。）
王汉彰关上了身后的门，在肖恩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椅子还是那把木质的、没有扶手的、坐垫很硬的椅子。他的腰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平视着肖恩。
“parlez-moi de la guerre d’Espagne.”（和我说说西班牙内战。）肖恩说。他的目光从窗外的草甸上收回来，重新落在王汉彰的脸上。他的语气和说“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任何区别，平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
王汉彰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对话。这是一场考试。而这场考试的结果，可能会决定他接下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要面对什么样的危险。
他沉默了一秒钟。那一秒钟里，是从他那已经塞满了法语单词、语法规则、训练科目、地图坐标、密码本和枪械分解图的大脑里，调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所有信息。
然后他张开了嘴。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法语，已经不是八个月前在食堂里说“多一点土豆”时那种磕磕巴巴的、带着浓重天津口音的、像是在嚼一块太烫的豆腐一样的法语了。那是一种流畅的、自然的、带着一丝巴黎口音的法语。
“1936年7月13日，”王汉彰说，他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词的重音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西班牙右翼领袖、众议院议员何塞·卡尔沃·索特洛被西班牙共和政府激进派绑架，并于当晚将其枪杀。此事彻底激化朝野矛盾，右翼势力认定共和政府无法维持秩序，决心武力夺权。”
他停了一下，不是为了组织语言，而是为了让肖恩有时间消化他刚才说的内容。肖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幅度小到如果不是在盯着他的脸根本不会注意到。那个点头的意思是“继续”。
“7月17日，”王汉彰继续说，“西属摩洛哥驻军率先发动兵变，扣押共和派军官，控制当地要塞，叛乱拉开序幕。7月18日，西班牙本土各大城市军队纷纷响应叛乱，多地政府机构被攻占。部分地区军队效忠共和政府，就地展开阻击，全国迅速分裂为两大武装阵营，内战全面爆发。”
他看着肖恩的眼睛，那双淡灰色的眼睛没有任何变化。他继续说下去，语气比刚才更沉稳了一些，像是从“复述新闻”进入了“分析局势”的阶段。
“叛乱爆发后不久，”王汉彰顿了顿，继续说：“德国、意大利立刻向佛朗哥国民军输送军火、派遣战机部队。苏联后续援助共和军，战事规模持续升级。”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肖恩交叉在桌面上的双手停了下来。那十根手指不再互相绕着圈了，而是安静地交叠在一起，像一只合上了的贝壳。肖恩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点点——不是那种刻意的、为了制造压迫感的前倾，而是一种更自然的、更接近于“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的前倾。
王汉彰感觉到了那个前倾。那不是鼓励，那不是赞许，那不是“你说得很好”的信号。那只是一个信号，你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
“这场战争，”王汉彰做了个收尾，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像是在做一个结论，“不是西班牙人的内战。是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代理人战争。西班牙的国土，是他们的试验场。”
他说完了。
办公室里的沉默持续了大约两秒钟。两秒钟之后，肖恩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那弧度很小，小到如果不是王汉彰已经在过去八个月里习惯了在肖恩那张几乎没有表情的脸上捕捉任何细微的变化，他根本不会注意到。那是一个笑，一个真正的、不是讽刺的、不是威慑的、而是带着一丝满意的、认可的笑。
肖恩开口了，这次他用的是英语，不是法语。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