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四个字已经挂上去了，烫金边，里面嵌着LEd灯带，白天看着低调，晚上一亮就是整条街最扎眼的招牌。
蔡师傅骑在梯子上，嘴里叼着两根电线，含糊不清地喊铁头递绝缘胶布。
李晨的手机响了，诺基亚的经典铃声，屏幕上是刘艳的号码。
“李晨，你在塘厦？”
“在，c栋门口看装招牌。”
“来一趟厚街，现在就来。”
“什么事？”
“来了再说。”
电话挂了，李晨盯着屏幕看了两秒。
刘艳说话向来干脆，但这种一个字都不多说的干脆，还是头一回。
把手机揣进裤兜，跟铁头交代了一句“盯着蔡师傅，霓虹灯色温别让他给我调成红的，要暖白”，转身去开车。
从塘厦到厚街，走省道四十分钟。
李晨开的是杨桂芬那辆白色雅阁。
车窗外面的东莞还是一年前的东莞，樟木头、黄江、厚街，一个镇挨着一个镇，厂房和农民房挤在一起，远处是刚封顶的商品楼，外墙还没贴瓷砖，灰扑扑地杵在天际线上。
路边的大排档开始生火了，炭烟顺着风飘进车里，混着烤生蚝的蒜香味。
厚街到了。
浪淘沙城中村还是老样子。
正街的发廊亮着转灯，红蓝白三色，一圈一圈地转。背街的小巷子里，小姐们搬着塑料凳坐在门口，翘着二郎腿嗑瓜子。
有个穿吊带裙的正拿手机发短信，诺基亚5110，蓝屏的，按键按得咔咔响。
一年半了，连小姐们的手机都换代了，去年还是摩托罗拉传呼机，今年全是诺基亚。
李晨把车停在浪淘沙对面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大爷还认得他。
“哟，小李？好久不见，头发剪短了？”
“刘伯，您还在这看车呢。”
“不看车干啥，儿子在深圳买了房，让我去住，我不去。他那房子太干净，我抽烟他媳妇瞪我。”
刘伯递了根红双喜过来，“回来找刘艳？”
“嗯，她在店里？”
“在，刚上去。她今天没去开会，我以为她不舒服。”刘伯划了根火柴给李晨点烟，“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开上雅阁了，去年你走的时候还坐公交呢。”
“借的车。”
“能借到也是本事，我借我儿子的自行车他都要问什么时候还。”
李晨笑了，把烟掐了，拍拍刘伯的肩膀，往浪淘沙正街走。
刘艳的发廊还开着，门口的转灯换了新的，玻璃擦得锃亮。
店里有三个客人在洗头，洗发小妹穿着统一的粉色围裙，手上全是泡沫，收银台后面坐的不是刘艳。
“晨哥。”洗发小妹认识他。
“刘总呢。”
“楼上办公室，她说你来了直接上去。”
二楼的走廊还是那个味道，洗发水混着消毒水，角落里放着个灭蚊灯，紫色的光一闪一闪的。刘艳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上挂着“总经理室”的牌子。
门没锁，推开。
刘艳坐在办公桌后面。
桌上放着个烟灰缸，里面戳着三个烟头，都是同一个牌子的，薄荷味的细支烟，劲儿不大，但味道很冲。
窗户开着，风吹得桌上的台历哗哗翻页。
她今天穿了件黑色吊带裙，细细的吊带挂在锁骨上，裙摆到大腿中间。
头发散着，没扎，刚洗过的样子，发尾还有点湿。脸上化了淡妆，嘴唇涂了层浅色的唇彩，在台灯底下亮晶晶的。
怎么说呢，这个装扮就是那种想要勾引男人上床的意思，像一道菜端上桌，盖子掀开了，热气腾腾地摆在你面前，吃不吃随你，但菜就在那里。
李晨把门关上，锁了。
刘艳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李晨面前，“我叫你来，是有事跟你说。”
“我知道。”
李晨也没客气。
从清远到广州的大巴车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想上她。
那年他十九岁，刚从郴州逃出来，刘艳的美就让他挪不开眼睛。
后来到了厚街，刘艳从治安队捞他出来、给他塘厦发廊的股份、在他被通缉的时候找渡爷保他。
这个女人对他有恩，但这不影响他现在把她抱起来放在办公桌上。
真丝的裙摆滑上去，烟灰缸被碰翻了，烟头滚了一桌。
台历掉在地上，啪的一声。
完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窗外霓虹灯亮起来，浪淘沙正街的转灯把红光蓝光白光照进屋里，一道一道的，落在办公桌上。
台历还在地上摊着，翻到了三天后——周六。美容院开业的日子。
刘艳靠在椅子上，点了根烟。
“说吧，什么事需要我去办。炸碉堡还是杀鬼子。”
李晨系着衬衫扣子，坐在办公桌对面，拿起刘艳的打火机把玩。一块钱的塑料打火机，上面印着“金蜜池桑拿”的广告。
“你倒是聪明人。”
“不聪明，就是了解你。你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字都不多说，我就知道有事。到了你穿成这样，我就知道事不小。”
李晨把打火机搁回桌上，“你在我身上投入这么多，股份、人脉、渡爷那条线。不是白给的。去年你就说了，养我为刀。刀养了一年多，今天我又上了你，该到用的时候了。”
刘艳吐了口烟。
烟雾在霓虹灯光里散开，蓝的红的一条一条。
“李晨，你知道厚街这些人怎么说我吗。”
“怎么说。”
“说刘艳以前是做二奶的，被香港老板包了几年，人家老婆发现了，老板甩了她，给了笔分手费。她拿这笔钱来厚街开发廊，一步一步做到现在。发廊开到第三家，美容院开到塘厦去。他们说——刘艳这个女人，本事是有的，就是底子不干净。”
刘艳把烟灰弹在地上。
“这些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哪里不对。”
“我没有做过别人的二奶。”
刘艳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李晨，看着窗外浪淘沙正街的车水马龙。
霓虹灯把她整个人框成一个剪影，真丝裙子在风里轻轻飘。
“我十六岁来广东，在电子厂做流水线，焊电路板，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钱。手指被烙铁烫的全是泡，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拿牙膏抹。后来电子厂倒闭了，老板跑路，欠了三个月工资没发。我们几个女工去劳动局门口蹲了三天，没人管。”
“后来我去了广州。在白马服装城做导购，卖女装。一个月六百块，管住不管吃。老板娘是个温州人，做生意精明，对我还不错。做了两年，攒了五千块钱。想开个小店，不够。找亲戚借，没人借，都觉得一个小姑娘开店不靠谱。”
“再后来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说厚街这边发廊生意好，一个月能赚一两万。我跟着来了。到厚街第一天，朋友就原形毕露——想让我出台。我不干，他打了我一巴掌。那天晚上我跑出来，身上就一个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五千块钱。”
刘艳转过身。
霓虹灯的光落在脸上，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蹲在浪淘沙巷子口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有个开发廊的女人出来倒垃圾，看见我蹲在那里，问我会不会洗头。我说会。她说来吧，包吃住，洗一个头提成两块。那个女的姓周，后来成了我干妈。前年去世了，食道癌。”
“周姐把发廊传给我，我从一个店做到三个店。不是靠男人，是靠我自己。但厚街这些人不信，他们宁愿相信一个女人靠脱裤子赚钱，也不信一个女人靠脑子赚钱。”
李晨没把地上的台历捡起来，翻到周六那一页。
“你说有对的地方——对在哪里。”
“被人抛弃是真的。”刘艳把烟掐了，“不是被香港老板抛弃，是被我亲哥抛弃。”
“你哥？”
“我哥叫刘冲。”
李晨的手停在半空中。
“刘冲，渡爷以前的那个刘冲。”
“你知道？”
“在月亮湾的时候听孙会计提过一嘴，说渡爷以前有个白手套，姓刘，很能干。后来突然就不见了，有人说卷了钱跑路了，有人说被仇家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