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芳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在台北待了这几个月，她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男人的事，不该问的别问。问了也不一定告诉你实话，不如不问。
沉默了一会儿。
“我怀孕的时候不能做，生了念念要坐月子，又不能做，现在念念快满月了。”
李晨看着她。
“所以呢。”
“我要跟你做爱。”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理直气壮，没有任何扭捏，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眼睛直直地看着李晨，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李晨看着她的脸。
眼泪还没干透，脸上还挂着泪痕，头发因为刚才跑得太急散了几缕贴在额头上。
红色短袖领口的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一颗，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红的皮肤。
“就这？”
“什么叫就这，我憋了快一年了。你算算——怀孕十个月，坐月子四十天。加起来快一年。一年！你试试一年不碰女人。”
“当年qc部的小蜜桃现在成熟了没有。”
阿芳愣了一下。
“你还记得这个。”
“记得，在恒发鞋厂的时候，你在质检部，每天坐在流水线旁边拿游标卡尺量鞋底。你们组长老说你是qc部的小蜜桃——脸圆，屁股翘，一口广西话骂起人来像放鞭炮，厂里追你的人从流水线排到食堂。”
“你追过我吗。”
“不用追，你主动的。那天晚上在录像厅，你说李晨你敢不敢带我去旅馆，我说你敢我就敢。”
阿芳笑了。
不是刚才那种带着火气的笑，是真正的、从心底里翻上来的笑。
她伸手关掉了房间的灯，只留床头那一盏。暖黄色的光打在她身上，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嘴角的笑已经藏不住了。
两个人倒在被子上。
阿芳的动作很急，像是在赶什么。
解扣子，扯皮带，蹬掉拖鞋，每一下都带着一种近一年的空白堆积出来的迫切。
床垫弹了一下，弹簧发出轻微的吱嘎声。
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踹到了地上，枕头歪了，床单皱成一团。
老酒店的隔音不好，床垫弹簧的声响，木板被压弯的吱嘎，呼吸和喘息混在一起，透过那堵薄薄的墙传过去。
隔壁房间。
刘艳靠在床头，墨镜摘了放在床头柜上，风衣还穿着，没脱。
薄开衫的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来了，遮住了手腕。
两只手交叉放在小腹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掐着自己的手背，掐出了几道浅浅的指甲印。
墙那边的声音一阵一阵地传过来。
床垫的弹簧声。木板的吱嘎声。
呼吸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乱。中间还夹着阿芳断断续续的说话声，那个广西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又带着笑，像是终于吃到了等了太久的什么东西。
然后阿芳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
“不要戴套，我要再生一个。”
刘艳的手指停住了。
指甲嵌进手背的肉里，停在那个位置，没有再用力，也没有松开。就这么停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冻住了。
不要戴套，我要再生一个。
这话是喊出来的。隔着一堵墙，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情话。是战书。摆明了是喊给自己听的。
这个阿芳，当年在厚街那个唯唯诺诺的打工妹，现在学会拿孩子当筹码了。
刘艳在黑暗里笑了一声。
不是觉得好笑，是那种“原来如此”的笑。
她见过太多女人用这招，生孩子是绑住男人最好的绳子。比结婚证好使，比任何承诺都管用。那个阿芳生了一个还嫌不够，还要再生一个。这是在告诉隔壁的女人：这男人是我的，你别抢。
抢。
刘艳被这个字刺了一下。
抢男人，自己居然在跟别的女人抢男人。一个厚街发廊的老板娘，一个身负血仇的女人，隐忍三年、养刀杀人、不惜以身入局，现在居然在台北一家酒店的十二楼，因为隔壁女人一句“我要再生一个”，心里翻江倒海。
她抬起手。
啪，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
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格外清脆，像玻璃杯掉在地上碎了。脸上火辣辣地疼，指甲划过的皮肤浮起一道红印子，从耳根一直延伸到下巴。摸了一下，有点肿，明天估计要青。
“真不要脸，还跟别的女人抢男人了，是没有见过男人吗。”
她对黑暗说，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到。
隔壁的动静还没停。床垫弹簧还在响，阿芳还在说什么，声音已经变成了含糊的呢喃，听不清楚字眼，只能听到一种满足的慵懒的调子，像猫在太阳底下伸懒腰。
刘艳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成一团。
那个男人在隔壁。
那个自己养了一年、推到渡爷身边、又在开业那天把自己也给了他的男人。
现在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而且不止一个。杨桂芬在东莞给他带孩子，阿芳在台北给他生孩子，一个不够还要再生。
还有谁？有消息说，还有柳媚君，在香港待产，肚子里的也是这个男人的种。
还有车贤珠和李美珍，崔东旭派来的那两个韩国顾问。
在月亮湾发生的事，别人不知道，她怎么可能觉察不出来。
当时不在意，本来就不是那种关系。睡一觉而已，成年人之间，谁当真谁傻。
但现在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听到阿芳喊出那句“我要再生一个”，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都不顺畅。
隔壁的动静终于停了。
安静了片刻。
然后阿芳在说什么，声音压低了，听不清。李晨的声音，很低，也听不清。接着阿芳笑了，笑声穿过墙壁，在刘艳的房间里嗡嗡地响。
刘艳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台北的夜景铺在眼前。
霓虹灯一盏接一盏，从中山北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中山北路上偶尔有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引擎声拖得很长。
对面楼顶的广告牌上，一个日本女明星端着一罐咖啡在微笑，牙齿白得不真实。远处那座高楼的楼顶信号灯一明一灭，像心跳。
她站了很久。
脸上的红印子还在发烫。然后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不是自嘲，不是苦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凭什么。
一个山沟里出来的打工妹，现在都知道拿肚子当筹码了。
自己呢？有发廊的股份，有刘冲留下的手提箱，有一把已经断了的刀。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孩子，没有男人，没有家。
只有一个死了三年的哥哥，和一个还没找到的叛徒。
“刘艳。你到底想要什么。”
她对玻璃里的自己说。
玻璃里的女人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