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振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台上的烟灰缸里又多了两个烟头,他才缓缓开口:
“婉清,你还记得张万财吗?”
“怎么不记得。”苏婉清眼眶微红,“那个管账的老先生。”
“他临终前抓着账本说:‘灶台下面,账本要收好。’”贾玉振声音很低,“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川渝,不知道美国在哪,不知道黑人白人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穷,知道饿,知道想让孩子吃饱饭、有书读。”
他转过身,看着妻子:
“如果张万财能听懂英文,能读到这篇改编版——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苏婉清愣住了。
“他会说。”贾玉振自问自答,“‘这个什么密西西比河边上,也有像我一样扒拉算盘、想让孩子们吃上饱饭的人。’他会说:‘这个什么种植园的苦,跟咱们庄稼人的苦,是一个苦。’”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份译文,手指拂过那些被改写的段落:
“文字一旦离开笔尖,就像种子被风吹走。你不知道它会落在哪片土地,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雨水,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可是,”苏婉清犹豫,“这样改下去……会不会失了原意?会不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
贾玉振笑了。
笑得很淡,但眼里有光:
“婉清,你告诉我——我写《我有一个梦想》的‘原意’,到底是什么?”
“是……”苏婉清想了想,“是让中国人不放弃希望,是让前线的弟兄知道为什么流血,是让后方的百姓相信天亮会来。”
“那现在,一个美国的黑人领袖,用这篇文章让他的同胞不放弃希望,让黑人知道为什么抗争,让贫民窟的人相信有一天不用再从后门进餐厅——”贾玉振看着她,“这个‘原意’,变了吗?”
苏婉清答不上来。
“没变。”贾玉振自己回答,“只是换了个战场,换了一群战士,换了一种口音。但仗,还是那个仗——为‘人’这个字而战,为不被当牲口看而战,为子孙后代能挺直腰杆而战。”
他坐下来,铺开新的宣纸,研墨。但没马上写,而是先在那份译文的第一页空白处,用毛笔蘸饱浓墨,写下几行字:
“致隔海握笔的兄弟:
见字如晤。
你们改写的每一个词,我都读了。
改得好。
该把长江改成密西西比——应该。
该把废墟改成贫民窟——应该。
该把我的‘总有一天’,改成你们的‘就在此刻’——更该。
因苦难无专利,渴望无版权。
你我不过是在各自的夜里,做了同一个梦。
继续做梦。
继续言说。
纵使长夜如墨——
总有星火,
在隔海相望的彼岸,
彼此认出,
彼此照亮,
彼此说:
‘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做着同一个梦。’”
写完,他唤来阿四——那个从河南逃难来、现在帮着跑腿送信的年轻人。
“阿四,去找冯四爷,让他通过老渠道,把这段话发给纽约的玛丽·温斯洛女士。”贾玉振仔细叠好那张纸,“请她转交沃尔特·怀特先生。”
阿四郑重接过:“先生,要署名吗?”
贾玉振想了想:
“就写:一个在重庆废墟中,听见了哈莱姆回声的中国人。”
阿四离开后,苏婉清轻声说:“玉振,你变了。”
“变了吗?”
“变得更……像一面镜子了。”苏婉清说,“以前你的文字是刀,砍向黑暗。现在……像镜子,照见别人的苦难时,也照见了自己。”
贾玉振看向窗外。
晨光正好,照在那些刻着捐赠者名字的砖瓦上,照在血书碑上,照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小脸上。
早读的孩子们正在齐声背诵《平民千字文》里的一段:
“人有志,不嫌贫。书有字,能通神。国虽破,心不灭。待天明,万象新。”
背诵完,一个孩子举手问先生:“先生,‘万象新’是什么意思?”
教书的先生——是希望基金请来的老先生——想了想,说:
“就是这世上所有的苦难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孩子似懂非懂,但点了点头。
贾玉振听着这段对话,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提笔,在新铺的宣纸上写下标题:
《梦无疆》
墨迹在纸上洇开,像某种无声的宣示。
而在大洋彼岸,哈莱姆的雪早已化了。
阳光照在第七大道上,露出底下原本的颜色——不是纯白,是混杂着泥土、血迹、泪水、烟蒂、口香糖残渣的、斑驳而真实的颜色。
就像梦想本身。
从来不是单一的白色,或黑色,或黄色。
它从来都是混杂的——
混合着所有在夜里哭泣的眼睛的颜色,
所有在压迫下依然挺直的脊梁的颜色,
所有隔海相望、却能彼此认出的心跳的颜色。
而此刻,在重庆和纽约之间,在黄皮肤和黑皮肤之间,在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之间——
有一种颜色正在诞生。
它不属于任何种族,任何国家。
它只属于那些依然敢在黑暗中做梦的人。
它的名字叫:
“不屈”。
(致敬: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